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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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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福瑞斯特（GeeForrest）
城邦的出现
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希腊政治生活中最为典型、最独特的成分就是城邦（polis，thecity-state）。
很难用一个精确的定义表述城邦这种体制在规模、形态或社会和政治组织方面的多样性。
粗略地说，城邦是一种由公民（成年男性）、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妇女和儿童）以及非公民（客籍外邦人和奴隶）组成的共同体。
这是一种确定的团体，占据着特定的区域，人们在特定或确定的政治体制下生活，不受外部威权的摆布，足以使其成员感到他们是独立自主的。
城邦的大部分土地有可能无人居住，间或有农舍、村庄甚至小镇。
但它必须有一个中心地点——宗教、政治、行政管理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点逐渐发展成一座城市（斯巴达是个显著例外）。
一般城邦通常筑有防御工事，总有一个市场（agora），一处召开公民大会的场所（通常就是市场本身），一处司法与政府机关、行政和协商之地；早期政府的类型是君主制或贵族制，后期通常是寡头制或民主制。
自然条件几乎是城邦的根本基础。
但还有更为重要的基础，这就是共同体的意识。
“只要舰队还在，我们雅典人就拥有自己的城市。”
狄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在萨拉米斯如是说。
独立观念也是重要的基础。
有些城邦可能非自愿地同意向更强大的势力缴纳贡金，或自愿加入某个联盟甚至联邦，如特萨利联盟（Thessaliaion）和波奥提亚联盟（Boeotiaion），但在联盟之中仍存在着“自治”
。
古代理论家认为，这种制度的最佳状态是既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既不要太自给自足，也不要过于依赖外部；既不要太过寡头，也不要太过民主。
毫无疑问，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能正确地将城邦看作是政治组织的特定形式。
也毋庸置疑，不少城邦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理想状态。
但最近的研究注意到另外两种因素，它们在较早时期以某种方式影响到城邦的起源，在有些时候还对城邦的发展持续产生了影响。
第一种因素是迈锡尼社会（Mysocieties）倾覆以后，在广阔的希腊乡间人口重新增长。
其直接后果是长时间的无序状态，部落纷起。
约公元前1000年，希腊城邦已经形成了后来的分布模式：从北方新来的多利安人（Dorians）居住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大部、克里特（Crete）、小亚细亚西南部及其沿岸岛屿；爱奥尼人（Ionians）居住在阿提卡（Attica）、优卑亚（Euboea）、爱琴海（Aegean）的大部分岛屿和小亚细亚中部沿岸地区；居住在北方、莱斯博斯（Lesbos）和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混合居民，我们可以大致称其为爱奥利人（Aeolian）。
但是最开始的居民区只有极小的规模，其周边有大量土地可以去占领。
第二个因素是各共同体之间的联合开始出现，这种联合与人口的重新增长有着明显关联，但是并不是所有方面的联系都必然与之相关。
希腊传统给这种联系提供了诸多实例，有些仅仅是模糊的记忆，有些只是或多或少地以宗教组织的象征性形式存在，浮现于后来的政治生活中。
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六个多利安人城市，北部十二个爱奥尼人的国家，可能曾经在米卡列战争（‘Meliac’war）中有过联合行动，但是其时间太过遥远，很难有确切的记忆。
温泉关（Thermopylae）的安铁拉（Anthela）近邻同盟（一种邻邦间的同盟）得以存续下来，并且因其与德尔斐的阿波罗圣所的联系而繁荣起来。
然而，除了最后一个例子，这些模糊的信息使得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更实在的事物上，转移到了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等真正的城邦。
但是上个十年的考古发掘或许会唤起和推动一种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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