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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执政的艺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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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书吏的艺术形象是个盘腿而坐的人，书写工具摆在膝上，随时准备着接到命令就行动。
而古典时代的书吏也同样一直处于活动之中：他们是职员而非官员。
我们永不会发现任何古代的办公楼或者书桌。
说起来令人惊讶，当古代行政管理部门需要一个隐喻性的名称时，被选中的不是笨重的家具，而是书吏的便携式手提袋（sium）。
行政管理是围绕人运转的，而非围绕地点或者建筑，也不是围绕文档，尽管有那些堆积如山的纸草。
文档被存放于档案室中，经过考古挖掘部分档案室已重见天日。
然而，纸张可能保存下来，文件柜、索引卡片、参考编号以及注册表格等却不可能。
罗马人汇集文档的方法是把它们按时间顺序或者按字母顺序粘贴在一起，其中按字母顺序的方法虽然很方便，但绝非惯常的方法。
他们偶尔会利用抄本（codex）[23]以书籍形式介绍文档，但对于需要经常参考的真正重要文档而言，较好的选择是建立文档保管处，罗马人对此却并不知晓。
纸草文档存放在档案室中，但众所周知，多数情况下纸草的保存状况并不好。
那为什么不在乎这些呢？因为在档案室的形成过程中，对库存文档的检索并非特别重要的考量。
在检查某一特别税的收取或者执行某决定的过程中，税收摊派通知、来自指挥官的信函、缴税收据、出生登记等只会用到一次。
有可能会有第二次使用文档的要求，但多半只是全部文档中的一小部分会被再度浏览。
对一件文档的查看可谓相当严肃的事情。
比如一位向哈德良请愿的人（在铭文中）称：“为此，虔诚而仁慈的恺撒命令：如你父亲所愿，交给我一份你的记录（entarii）抄件。”
行政管理过程是一种恩惠、一种特权、一种奇迹，这就是为什么在此类只记录碑铭买主引以为傲事物的文档中，这些对我们而言相当无聊的细节会被全文照录。
因此，这篇（铭文）实际上保存下了哈德良下达给自己秘书的命令：“斯塔西穆斯（Stasimus），达佩尼斯（Dapenis），请发布记录文件中的决定或者意见（editeexforma）。”
认证是个大问题，该问题从未完全解决，不过这也有助于防止过度依赖文档的权威性。
带有皇帝私章的戒指，即“印戒”
（sardonychus）一词，成了“宫廷内府部门”
的称谓（参见例，ILS1677），不过常常有传闻称皇帝印戒已落入未经授权的官宦手中。
皇帝会利用法典，但大多为很简单的法典。
滥用公职系统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种可靠的方法确保仅仅是数量有限的人拥有官方特许，有权要求款待和服务。
文件分发是另一个大问题。
虽然具有通讯的效率，但系统交换文档信息的困难程度对于我们来说，是极难想象的。
图拉真皇帝在一封写给普林尼的信函中做出了一些有关行政管理的重要指示，但这些信息在临近的亚细亚[24]都不为人知，更遑论下日耳曼尼亚（GermaniaInferior）地区了。
这大概也是普林尼的后人公开其信件的真实原因之一。
这样的困难无疑会成为建立单一帝国行政系统的严重阻碍。
文档一旦被收存，就基本上没有了用处。
政府的行动不可能以如此不可靠的基础来支撑。
存档是连续和稳定的象征，但并不是为了经常使用。
公元192年罗马的大火灾难可谓对这一真相的极好诠释，帕拉丁山（Palatine）上的中央皇家档案馆在火灾中被彻底焚毁。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罗马政府的活动因此受到什么干扰，然而这一事故却被视为罗马权威即将衰减的标志，毕竟这些文档乃罗马权威的体现。
这种没落先兆的显现，时间上与《路加福音》开头将户籍登记和罗马的普遍统治关联在一起相距并不算太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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