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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奇迹年1759年（那一年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局势都发生了转折）之前，皮特与纽卡斯尔的联盟摇摇欲坠，到了瓦解的边缘。
皮特的托利党支持者一直在谈论抛弃这位大臣——因为他的政策让他们感到恐慌；纽卡斯尔盟友也一再威胁要抛弃皮特这位同僚，因为他花钱如水却换来屡屡败绩。
1759年，这些困难都化解了。
七年战争的胜利不应当全部归功于皮特。
但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他的历史声誉似乎是当之无愧的。
即使皮特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被夸大了，但他在改变18世纪政治的性质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在18世纪50年代中期，传统的政治结构明显出现了裂纹。
托利党遭排挤，以及辉格党把庇护权控制在一个狭窄的圈子内的能力，都没有维持太久。
皮特至少带来了与旧政治决裂的希望。
特别是在伦敦，因为他与这里的广大选民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同样，作为一名战争领导者，他确实具有一种当时任何竞争对手不具备的、至关重要的品质；没有这种品质，战争就不可能继续下去，更不用说最终获胜了。
这种品质就是政治上的勇气，以及与其相伴的自信（有时这种自信难以与轻率的傲慢相区别）。
这种品质，可以给那些更有能力和谨慎的人提供敢于去战斗和赢得辉煌胜利的道德基础。
正当老辉格党领袖纽卡斯尔和福克斯等人明显惊慌失措的时候，皮特对自己的领导力充满信心——这是左右战争方向的关键因素。
如果政治桂冠归根结底要献给那些甘愿冒一切风险的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皮特配得上这份殊荣。
无论皮特成就的性质如何，这些年来他具有争议的活动恰好为随后发生的事件拉开了序幕。
18世纪60年代政治性质的转变，将永远与新国王乔治三世以及他最不安分的臣民约翰·威尔克斯联系在一起。
对国王而言，这些年是极其痛苦的。
然而乔治三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只不过是针对他祖父统治时期延续下来的各项趋势不得已而为之的。
他所谓的废除旧的政党区别的革命决心尤其如此。
随着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和皮特成功地招纳托利党人进入政府，政党间的差异已经大为削弱。
1760年的党派差异主要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实质内容上，不情愿和勉强忍耐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老托利党因参与新政权而怀有的心照不宣的自豪感。
在宫廷，他们受到热烈欢迎，并被授予恰当的职位、荣誉和贵族头衔。
在各郡，他们重返郡长的职位——而在前十年他们没有做到；在中部各郡，郡长这个职位再一次像专门为乡绅设立的，其中许多是老保守党人甚至是老保皇派。
令人敬畏的托利党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地位。
当时的文坛巨匠约翰逊博士在政治上备受新政权的赏识，他在1762年从首相希特（JohnStuart，3rdEarlofBute）那里获得一份养老金。
他的重新被接纳，并非没有讽刺意味。
约翰逊在30年代写了一篇爱国檄文，猛烈抨击沃波尔在加勒比的亲西班牙政策，以及英国在那里的殖民野心。
现在，新国王乔治三世提出对福克兰群岛的权力要求，并且对西班牙采取绥靖政策；在新政权下，约翰逊用同样铿锵有力且有说服力的文章捍卫乔治三世的政策，把福克兰群岛描述成“一片凄凉阴郁的孤岛，被人类视为无用之地，冬天风暴不断，夏天寸草不生”
。
在英国外交政策史上，这并不是福克兰群岛问题的终结。
约翰逊个人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在牛津大学的历史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认可。
46年来，作为多愁善感的詹姆士党人的家园和圣地，牛津大学一直被冷落在政坛的荒野，因为连续几代的辉格党教士垄断了大学里有名有利的职位。
汉诺威王朝早期的英格兰教会教士们，通常是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的几所小型辉格学院培养的。
在新的统治时期，毫无疑问，牛津大学在情感上有回家的感觉。
奇怪的是，即使在汉诺威王朝初期，牛津大学已经培养了不止一位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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