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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诛心之论与原心定罪·赵盾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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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心之论虽然被公羊学发扬光大，但《左传》和《穀梁传》也能占一份功劳。
《左传》“谓之郑志”
这句便已开诛心之先河，杜预解释为“段实出奔，而以‘克’为文，明郑伯志在于杀，难言其奔”
——事情虽然以叔段出奔为结局，但《春秋》特地用了一个“克”
字，就是为了告诉大家郑庄公对叔段心怀杀机，也就是说，郑庄公的意图是要杀掉叔段，而不是仅仅把他赶到国外。
“诛心”
是春秋大义当中较少受到争议的一个主题，典型的例子正是《春秋》对鲁隐公之即位与鲁桓公之即位的不同书法——《春秋·隐公元年》没有记载鲁隐公的即位，而《春秋·桓公元年》却记载了鲁桓公的即位，隐公是桓公之兄，本有让国于桓公之意，却被桓公阴谋杀害，那么，《春秋》为什么对贤君如隐公者不书即位，对篡逆如桓公者却书即位呢？
《公羊传》解释桓公的“公即位”
说：按说《春秋》继承被弑之君的新君是不书即位的，但这里之所以记载桓公的即位，是依照桓公的心理动机而记事的。
据董仲舒的解释，隐公是“不愿”
即位，桓公是“意在”
夺位，《春秋》是按照当事人的心理动机来记事的，依贤者的心意而书以表彰其义，依坏人的心意而书以著明其恶。
这就意味着，在《春秋》的标准当中，动机就是事实。
这个例子所表现的可以说是公羊家眼中的春秋大义，而在《春秋》本身也能找到确切的佐证，最典型的应该就是《春秋·宣公二年》所记载的“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这句话明明白白地指斥赵盾弑君，但事实上，弑君的不是赵盾，而是赵穿，而且，不但史官知道是怎么回事，孔子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真凶是谁，也都知道被弑的晋灵公是个昏君，而被“诬陷”
的赵盾是位良臣，但依然理直气壮地指鹿为马，道理何在呢？
据《左传》，晋灵公谋杀赵盾未遂，赵盾开始逃亡，而在赵盾还没有逃出晋国国界的时候，赵穿就把晋灵公杀了。
晋国的史官就是那位著名的董狐，在史册上写下“赵盾弑其君”
，还拿到朝堂上给大家看。
赵盾这时候已经回来了，看到董狐这么写，觉得很冤枉，激动地申辩道：“事情不是这样的！”
但董狐的回答是：“你是国之正卿，弑君发生的时候你还在国境之内，回来之后又没有惩治弑君的凶手，这样看来，弑君的不是你又是谁呢？”
后来孔子对这件事给了一个评语：“董狐是古之良史，据实直录而不作隐讳之辞；赵盾是古之良臣，却为了史官的书写原则而蒙受了恶名。
可惜呀，如果赵盾当时逃出了国境，就可以免去弑君的恶名了。”
在我们看来，董狐这位良史明明没作实录，却被孔子誉为“书法不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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