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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乾嘉思想界之三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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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嘉庆两朝80余年，朴学之风盛行，经史考据，声音训诂，成为一时朝野学术主流。
相形之下，此一时期的思想界则甚为沉寂。
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只眼别具，于一时众多学者之中，独取戴震、章学诚、焦循三家予以表彰。
钱先生说：“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里堂继起，能综汇两家之长，自树一帜，信可敬矣。”
[1]
钱宾四先生之论戴东原，由考证而入义理，创获甚多。
其中，尤以对惠栋、戴震二家关系的考证，并据以将戴学区分为前后二期，卓然睿识，可据可依，最称发前人之所未发。
惠栋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戴震生于雍正元年（1723年），就年辈而论，两人相去已27岁，惠栋自属前辈。
就为学言，乾隆九年，惠栋著《易汉学》，以复原汉《易》而开一时风气。
此时的戴震，尚在字义、音声、算数的求索之中，迄于乾隆十六年，始得补为休宁县学生。
因而较之惠栋，戴震无疑应为后学。
乾隆二十二年，戴震北游南旋，途经扬州，适逢惠栋作幕于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二人遂得结为忘年之交。
此后4年，戴震皆客居扬州。
钱宾四先生通过惠、戴间这段关系的考证，认为“东原论学之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
钱先生说：“东原于乾隆丁丑（原注：二十二年，东原年35。
）南游扬州，识松崖于盐运使卢雅雨见曾署，自是客扬州者四年。
东原论学宗旨，其时盖始变。”
[2]
关于戴震学风的转变，钱宾四先生提出的依据主要是三条。
第一条是乾隆三十年，戴震为纪念惠栋而撰写的《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在大段引述戴文之后，钱先生指出：“东原是文作于乾隆乙酉，（原注：三十年，东原年43，见《年谱》。
）而议论与前举已大异。
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次故训典制，不啻曰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
是东原论学一转而近于吴学惠派之证也。”
第二条是在前文4年之后，戴震为惠栋弟子余萧客著《古经解钩沉》所撰序。
钱先生称引此序而阐发道：“据是观之，东原此数年论学，其深契乎惠氏故训之说无疑矣。
东原卒后，凌廷堪为作《事略状》，谓东原于扬州见元和惠栋，论学有合，決非虛语。
（原注：王昶为东原墓志铭，亦谓‘惠戴见于扬，交相推重’。
）王鸣盛亦言，方今学者，断推惠、戴两先生。
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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