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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育进行抗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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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
运动起来，才打得我半动。
我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的凶恶残忍，非轰跑它不能救中国。
我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嗓子叫哑了。
——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
北大毕业后，1918年，范文澜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
1920至1925年间先后在河南省卫辉一中，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
在南开大学时，由于他经常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共产主义，当时的天津警备司令部预谋逮捕他。
经校长张伯苓的救助，他离开天津至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任教，最忙时每周课时竟达30小时以上，算下来工作日每天得上6个小时的课，十分繁忙。
1936年，范文澜至河南大学任教。
1937年“七七”
事变之后，范文澜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身体力行创办抗战讲习班，甚至亲自上课，为抗日运动兢兢业业，毫不吝惜地奉献自己。
因为是亲自创办抗战讲习班，范文澜的身份便相当于讲习班的“校长”
。
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在讲习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抗战讲习班的目的是培养一批抗日救亡运动骨干，以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
当时讲习班开设的课程有“中国革命问题”
（嵇文甫主讲）、“游击战术”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刘子厚主讲）、“时事政治”
（范文澜主讲）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
等。
这些课程针对性强，十分切合当时爱国青年的心声。
要在短期内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救亡运动骨干，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但是范文澜“校长”
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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