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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近代史教材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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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将“中国近代史”
的时限，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后的历史则定为“中国现代史”
；所以，高校历史系多分设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两个教研室，教材自然也是分别编写。
近年来，学界已渐趋共识：中国近代史下限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后是中国现代史。
与此相应，许多高校历史系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开始合并，一些新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下限也延至了1949年（为便于说明问题，以下仍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举例，简称近代史教材）。
尽管60年来有各种版本的近代史教材面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编的更多，但是，从总体上看，都无非萧规曹随，大的体例没有根本性变化，基本上还是一个模式。
早些年，教师讲本课程的绪论，通常都会将近代史教材的体例（也是近代史发展的脉络），作这样提纲挈领的概括：一条红线（反帝反封建）；两个过程（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将中国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过程）；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它生动、准确、经典，大有益于学生理解与把握教材；同时，也指明了现有近代史教材的基本特点和优点：在鲜明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突出近代历史发展规律，表彰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正义性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表现出了很强的历史逻辑性与说服力。
陈垣与陈寅恪两位大师，都曾肯定致用是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
在抗日战争时期，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着力表彰胡三省“陈古证今”
，“未尝忘情政治”
；[1]而陈寅恪为陈垣在敌占区北京写就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强调“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
，[2]高度赞扬本书表达了作者崇高的爱国情怀，都反映了这一点。
上述近代史教材的体例，发端于延安时期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得到进一步发舒和完善。
其时，中国人民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依然严峻，近代史教材适应当时的现实需要，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近代史教材不仅有力地推进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中学历史教育，我国几代人的成长都受益于它，厥功至伟。
但是，也无须讳言，现有近代史教材也存在自己的局限：
其一，内容单一、偏枯，不足以反映历史的全貌。
近代中国历史体现了古今中外的冲撞与融合，其社会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的急剧变动，跌宕起伏，波诡云谲，是极其丰富、生动和复杂的。
现有的教材只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线，实际上成了一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
这本身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毕竟不足以反映历史的全貌，便显得内容单一、偏枯，也难以引人入胜。
虽然近年来新出的一些教材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增加一些有关思想文化的章节；但毕竟全书的编写体例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些补偏救弊，无法扭转全局。
其二，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
教材建设构成了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一大要素，这是因为教材直接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
近代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是历史系学生的专业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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