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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诗、音乐与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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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和普卢塔克，除了对有关美和艺术的一般理论进行过探讨外，还曾分别对诗和音乐进行过探讨。
西塞罗本人是一个散文作家，但他从小就爱好诗歌。
早在少年时期就撰写过扬抑格四音步的诗歌《蓬提乌斯·格劳库斯》。
[72]后来又翻译过希腊西利西亚的索里的诗人阿拉托斯（创作时期约前315—约前245年）一部有关天文学的六音步说教诗《物象》，现存约六百行。
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引证荷马和希腊悲剧诗人的作品，以及引证被公认为罗马文学之父、叙事诗人恩尼乌斯（前239—前169年）、泰伦斯等早期诗人的作品。
更其值得注意的是，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正是作者去世后由西塞罗整理定稿的。
由此也足以表明，西塞罗对诗是有高度修养的。
首先，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注意到诗和其他文体之间的区别。
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必须依照史实记载，史学家并无自由创作的余地，而诗人则可以凭想象进行自由创作。
西塞罗大体持相类似的见解，声称：“在历史中判断一切的标准是真实，而在诗中，标准通常是诗所引起的快感。”
[73]这里表明他注意到诗的娱乐功能。
他在另一篇论述中再次提到这一点：“诗若有益，固然最好，否则作为一种正当娱乐”
。
诗“可陪我们度夜，可伴我们旅行，可供我们消遣”
。
[74]
其次，肯定诗的教育功能。
西塞罗在肯定诗的娱乐功能的同时，更强调诗的教育和政治功能。
当古希腊诗人阿基亚斯（约前120—?年）于公元前62年在罗马被指控冒用罗马公民权时，西塞罗为之辩护并撰写了《阿基亚斯辩》。
他声称：文学的研究是教育的一部分，诗可以宣扬“伟人之殊迹”
。
由于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崇尚国家的作用，认为国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事项都不可违背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西塞罗认为，诗和演说对于国家是有益的，所以诗人和演说家是国家的组成分子，不是社会的寄生虫，而诗和演说的最大效用，也就在于它们对国家有益。
此外，西塞罗对诗歌和散文这两种文体也进行过比较研究。
他声称：诗的音节有一定的规律，而散文则变幻无穷。
由此表明，他在区别诗和散文这两种文体时，比较强调形式。
这种特征也同样体现在西塞罗本人的作品中，温德尔也正是以此评论西塞罗的文体风格的：
罗马的古典文学，固乏希腊之自然的美，但有一种严谨的修饰，绝非后之仿效者所可企及，此种修饰称之为西塞罗式实最洽之名称也。
[75]
普卢塔克也是比较关心诗歌的，在他的《道德论集》中就有一篇专门讨论诗的论述：《青年人应该怎样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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