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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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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寄稿）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著，上海四马路中二邮区联合书店出版，一九三0年三月初版，精装实价一元八角，平装实价一元五角，外省酌加寄费。
编者按，本刊第百九十六期，已有文甫君批评此书一文，读者可以参阅。
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九三0年我国史界最重要两种出版品之一（其余一种不用说是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二册）。
它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积极方面，例如西周的奴隶制度、传说上舜与殷先祖之关系；消极方面，例如“周金中无井田制度的痕迹”
“周金中无五服五等之制”
等等），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
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也就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
这条研究古史的路径有好几种优点。
第一，生产事业的情形和社会的组织，无疑是历史中主要的部分之一，较之同时某特个的人物或事件之虚实，其意义自然重大得多。
第二，在古代记录中，因为直接的独立的见证之缺乏，大多数特殊人物和故事的可靠性简直无从考定，惟传说中这些人物和故事的社会背景不能凭空捏造，至少当可以映出传说产生时的社会情形。
我们若从古代记录中考察史象之静的方面，其所得结论往往较为可靠。
第三，社会制度的变迁多少有点“理性”
或“历史的逻辑”
，例如铜器之先于铁器、农奴制之先于私人资本发达、神治思想之先于人治思想，其盖然性决比反面为大。
许多时代成问题的古史料，我们可据其中所表现的制度而排列其产生的次序。
因为这些原故，郭先生所例示的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遵循的，但可惜郭先生研究的指针，乃是五十多年前穆尔刚的《古代社会》（LewisH.May，1877），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
（看R.H.Lowie:PrimitiveSociety，P.V，1925，NewYork），即使如此，我并不是说穆尔刚的书绝对不能为研究中国古史的帮助。
穆尔刚和他同时许多人类学先驱者的根本错误，在以为社会的演化有一定之程序与方式，为各个社会所必经。
他所建造的社会演化历程固不能适合于一切社会，但倘若郭先生预存戒心，不把他看作放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而只用作一种初步的假说（preliminaryhypothesis），拿中国古史去勘核它，而不拿它去附会中国古史，则结果或者对于穆尔刚的学说添一些反证或疑问，亦未可知。
可惜郭先生不出此，竟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十九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
（unilinear）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
本文拟将书中成问题的要点提出讨论。
殷周两代制度的差异，如故王静安先生及郭先生所指出的，大部分是无可疑的。
差异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这是古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相信唯物史观的郭先生，很自然地会求这问题的答案于生产方法的变革。
果然不差，他以为殷周社会组织递变的基本原因是“铁耕”
的新发明。
他说：
就因为有这铁器的发明，所以在周初的时候便急剧的杷农业发达了起来，《诗经》上专门关于农业的诗便有《豳风》《豳雅》《豳颂》，从牧畜社会的经济组织一变而为农业的黄金时代。
周室乃至中国的所谓“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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