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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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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集报刊、自成体例的近代书评源自西方，其立意与中国原有的评论方式迥异。
儒家倡忠恕之道，不惯于直斥时人著述之非，因此在人情萦绕的学术社会，序跋多作，而颇多颂扬之词。
学人一般通过书信、谈话和按语等隐晦方式表达心中真意。
例如，王国维极少公开臧否人物，只在私人谈话中透露己意。
口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
的陈寅恪也不惯于当面批评，只在貌似表扬的评论中隐含商榷之意。
相比之下，后“五四”
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学人受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越少，故能接纳西式的学术批评，而产生出众多生机活泼、直指问题核心的书评文字。
被誉为“天才史学家”
的张荫麟（1905—1942年）在民国学界以善写书评著称。
他在入读清华学校的第二年（1923年），因撰文质疑乃师梁启超的老子生于孔子后“百余年之说”
而一鸣惊人，此后因家庭环境和师友鼓励又多作书评。
其中少数为介绍性质的文字，更多的则是品评学术的激扬之音，往往文字犀利，一针见血。
这些文字散见于专业学报、报纸副刊，以及学生刊物，且多用笔名（多为“素痴”
，偶题“燕雏”
），隐去真实身份。
这些不类今日风格的多元化书评，长短不一，短者不满百字，长篇可至万言。
今搜集并加以考订，收为本集。
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便多作书评，这得益于文学教授吴宓的提携和帮助。
吴宓作为《学衡》杂志的主编，长期被学界视作“学衡派”
的掌旗人。
论者也多把张氏归入该派，主要因其多在《学衡》上发表文章，且篇数稳居前列。
其实所谓“派别”
，不宜只看表象，还要看内部的思想联系，从实际的学术互动中探索本相。
张氏自1926年夏天父丧以后，“不惟他自己学费的来源断绝，而且他还须担负弟妹求学的费用”
，于是靠卖文为生。
“此后数年间，他求学费用的来源，主要的是靠向《东方杂志》《清华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三处投稿的稿费。”
这或许是出于不得已。
张氏在贺麟留美临别之际，曾勖勉其埋头学问，少写肤浅的文章。
而他的诸多书评之作，有些不免过于随意，如评论朱希祖之文《明季史籍跋文》，仅说了一句“于著作人之问题各有考证，惟其书皆非甚重要耳”
，引起了朱氏的不满，“此种全任主观、任感情之评论不但毫无价值，且太轻视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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