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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南到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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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华南研究[1]
蔡志祥兄希望我可以写一篇比较理论性的文章，庆祝华南研究会成立十周年。
想来想去，觉得理论性的文章很难写，所以只能以一篇反省个人经验的报告应付。
但是，谈到个人经验，就必须考虑以后的路向，所以题目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谈到理论，可以说华南研究深受人类学者弗里德曼和华德英的影响。
弗里德曼我个人没有接触的机会。
华德英则在她去世前一两年，当我们刚开始新界口述历史计划的时候，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在学校中和田野上，我都有得益于她的机会。
我相信自己可以从弗里德曼的家族理论转到社会认知理论，是受她影响的。
弗里德曼认为华南社会结构的主体是一姓一村的单位。
这个论点，不等于说每一个乡村只有一个姓氏，而是说一姓一村是乡村发展的一个共同方向。
从这个共同点出发，弗里德曼总结了人类学和历史学关于中国宗族的概念。
长期以来，从很多学者已经发表的有关家族运作的论著，大家都知道宗族、祠堂、族谱和族产，在中国社会有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弗里德曼最强调的是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结合。
不但如此，更因为说明了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结合，他就能够说明整个宗族概念的运作。
地方上的宗族是个控产机构，地方宗族可以连起来建立地方社会以外的宗族组织。
所以他把宗族分成地方宗族、中层宗族和高层宗族。
宗族的层次越高，越脱离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在大城市（例如广州）建立的祠堂（例如陈家祠），变成小部分人的联系机构，而不是乡村的管理组织。
弗里德曼的理论对西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是有多种原因的。
其一，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不少研究者对当时还比较有势力的“控制论”
（例如萧公权的《中国乡村》）已经不满。
当时除了弗里德曼外，还有施坚雅对农村市场理论的影响。
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皇权对社会进行“控制”
，士绅阶层作为皇权的执行者那一套现在已经被淘汰。
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学者，以魏斐德和孔飞力为首，开始应用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的理论来探讨县政府以外的农村世界。
受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和施坚雅关于市场的概念的影响，我们开始从一个思想架构转移到另外一个思想架构上来。
我应该说清楚“控制论”
与弗施两个理论架构的分别。
“控制论”
令我们不满的地方，是被统治者往往被描述成被动者。
政府制定了政策，人民乖乖地适从，社会由此得以安定。
这个理论解释不了动乱，所以就把动乱说成是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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