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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分别论证的是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当性基础和科学性基础，在价值取向的必要性和科学规律的必然性之间建立联系。
阶级的革命诉求源于对资本客观规律的理性自觉和异化状态的生存体验，而不是一种主观的“妄想”
。
那么，正当性的革命与必然性的危机、客体逻辑与主体诉求如何在历史中同一呢？这里似乎存在一道理论的裂缝，实则是历史的生成空间。
现代通过反思性在这个辩证的空间中展开，实现着自我延伸。
其理论的后果在于如下问题在实践中的展开：一方面，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资本主义毁灭性的“危机”
概念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比如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中的见解）？另一方面，国家对社会阶级关系的调整，对抗性的“革命”
概念在何种意义上还是可能的？这两种带有反思性特征的状况，是否意味着对抗性的、冲突性的“危机”
和“革命”
概念将让位于常态化的“矛盾”
？于是，超越现代性的革命阐释模式是否将让位于改良的进化论模式？甚至于说，资本现代性是否会由于批判的反思性达到无限期的自我绵延？如此等等。
二
回答这些问题，涉及对生产方式批判范式基本性质的判定。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问题，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性批判是否是一种经济还原主义批判，是否是经济决定论？我们简单勾勒一下哈贝马斯、吉登斯和鲍德里亚的回答。
三位都是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反思马克思生产方式批判范式的理论家。
他们不同程度地认为，生产方式使马克思陷入了经济决定论或经济还原主义。
哈贝马斯提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从反思主体性转向实践主体性，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劳动被认为是现代性的原则。
人类的解放被还原为劳动解放，导致了马克思的实证主义倾向，马克思将批判理论转化成了科学主义的实证科学，混淆了科学逻辑和批判逻辑之间的关系。
哈贝马斯以行为的二元论划分为基础，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范畴。
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支配“系统世界”
的工具理性渗透到了应该是交往理性发挥作用的“生活世界”
，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
由此，哈贝马斯认为，遵循工具理性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天然关系，解放应该转向规范性的交往行为领域，转向劳动经济关系之外，发挥交往理性的潜能以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在哈贝马斯看来，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的劳动解放实际上是一个“劳动解放的乌托邦”
。
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
重建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建立在否定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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