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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科学文化传播与扩散的一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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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客观精神”
“客观知识”
“概念地图”
和“社会传播网络”
中的概念结构与概念变化过程和机制有了较全面的理解以后，再回过头来对人类历史上科学传播的一般模式进行一些分析，就显得很容易了。
毕竟，科学的传播活动属于经验的科学社会学范畴，而科学的概念活动则属于思辨的理论化、符号化的王国；只有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相互诠释对方。
本节从科学文化的角度梳理和归纳科学文化传播的一般模式，通过这种一般性模式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概念的变化问题。
如果说，从三世纪到七世纪末是中国与印度交往的伟大时代，八世纪到13世纪是中国和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那么，从16世纪到18世纪则是中国与欧洲交往的伟大时代。
类似地，从六世纪到九世纪是印度和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10世纪到14世纪是西欧与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
这样两个互逆的交往线路，每一条都呈现出阶梯式的结构，反映出由于传播媒介的进步和交往通道的扩展而导致的交流和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由最初的地缘性接触，到后来的跨文化沟通，形成东西方两大板块之间诸文明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下面，我着重依据东西方科学传播的基本脉络，从中归纳整理出三种传播模式（或称“路线图”
）。
这三种传播模式分别呈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走势，也分别对应于科学思想发展的上古（这个时期的上限扩展到公元前若干千年）、中古和近代三个时期。
一、科学文化的“生成—扩散”
传播模式
不管史前时期是否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和发现不断证明，这种影响是存在的），古埃及文明和古巴伦文明是历史上最为古老的两个文明。
[40]科学史家萨顿指出，东方智慧曾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就源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
[41]科学史家D.普赖斯在其《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一书中把巴比伦时期特别是塞琉西王朝时期的科学看作是人类科学文明的源头，至少是古希腊科学的源头。
[42]科学史家梅森也承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很早就有了数字符号和技术发明，并认为在某些方面如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巴比伦人超过了埃及人。
[43]如果萨顿、普赖斯和梅森的观点是成立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巴比伦的比较“先进”
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是否对其他民族产生了影响。
对这个问题，李约瑟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已经成为公认的看法，这就是，所有最古老的和最基本的发明，例如火、轮子、耕犁、纺织、动物驯养等，只能想象为是由一个中心地区起源，尔后再从那里传播出去。
美索不达米亚流域最早的文明被认为是极可能的中心。”
[44]有学者进一步认为，这个中心不仅体现在技术方面，也体现在科学思想方面。
例如，科学史家恰特莱（H.Chatley）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盖天说”
图式加以复原后认为，这种“双重穹窿说”
体现了巴比伦文化的特点，因而很可能是受巴比伦的影响而形成的。
[45]科学史家江晓原认为，《周髀算经》中有明显的域外天文学成分，其宇宙模型与古印度的宇宙模型极为相似，其寒暑五带知识等可能间接地受到了希腊地理学的影响。
[46]由于印度的宇宙模型及坐标体系受到过巴比伦的影响，说中国古代天文学间接地受到了巴比伦的影响，也自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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