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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百年时段中的文学理论学科历史书写及其学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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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文学理论学科历史的书写主要出现在2000年前后。
[26]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其中最为知名的著作。
该书对20世纪的文艺学学术史进行了非常自觉而严谨的研究，由四部五本构成：钱竞、王飚撰写第一部，辛小征、靳大成撰写第二部上卷，旷新年撰写第二部下卷，孟繁华撰写第三部，张婷婷撰写第四部。
[27]全书总序由杜书瀛撰写。
[28]这里就以此总序为对象，考察其历史书写中的学科反思。
杜书瀛有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学术史意识，于是在该书导论部分辨析了“20世纪”
时段划分的合法性，将文艺学学术史与文艺学史、文艺学思想史做了相对的分离，追问了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
的意义，说明了书写文艺学学术史的基本理念，描述了百年中国文艺学的运行轨迹，从学科历史发展中反思了有益的启示，等等。
就此，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学术史书写是目前我们所见最为专业的书写，既具有开拓意义，又具有典范意义。
杜书瀛认为，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目的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
换言之，他认为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学科之路。
那么，这种建设如何可能呢？结合杜书瀛的说法，我们可做如下阐释。
首先，“面对现实，研究现实的新发展、新特点、新需要”
。
现实社会文化与文学是文艺学学科发展的根源和资源，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不能离开现实，相反要沉潜现实，捕捉现实，把握现实，努力与现实社会文化及文学形成互证互释的良性关系。
在杜书瀛看来，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
其次，“面对传统，向传统寻求资源”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不能割裂传统，离开了传统的文论发展，往往没有本土文化气息，缺乏历史感，因此很难做出真正的实绩。
包括古代文论在内的中华文化并没有因为现代社会转型而完全断裂，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它依然幽灵般盘旋在当代。
为此，我们需要自觉地从古代文论传统中寻求资源，并根据实际需要加以灵活运用。
这恐怕是摆脱当前文艺学研究困境的一条有效途径。
再次，“吸收世界各民族的有价值的文艺学思想”
。
百年来的中国文论建设一直在学习西方，学习的结果是带来了中国文论的长足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不妨直接以学者的成长为例予以说明。
“五四”
前后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那代学人与西学相遇而获益匪浅，并积极译介西学，推动了彼时文论的发展，这当是不可否认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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