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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并不认为李白和季广琛加入永王军队是全然被动的一种选择，我相信，这其中应该有一些他们个人的“私心”
在作祟的。
这种“私心”
，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们称为政治抱负。
然而我们也知道，具有政治抱负的人不一定就是具有政治眼光的人。
至于如果有人认为，季广琛在背弃永王后还要以一番“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
云云的言论为自己辩解是一种伪善的表现；而李白即便是在自丹阳南奔道中的仓促环境下创作的诗歌，最后还不忘强调“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
[131]是一种做作的举动的话，那在我看来，这只可能是对季广琛与李白这种只有私心而无野心，本质上还是颇为单纯的士人的一种误解。
在分析了季广琛加入与离开永王集团的可能心态后，我们现在要来谈谈究竟是什么诱因促使季广琛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便是高适、韦陟这两位节度使在一方面试图游说淮西节度使来瑱率兵平定“永王之乱”
的同时，另一方面还在积极寻求招谕永王将校的可能。
例如《旧唐书·高适传》就言，高适曾作“《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使绝永王，各求自白”
。
所以高适、韦陟的书信也许就是促使广琛产生犹豫的根源，使他为了避免落到“名絓叛逆，如后世何”
的下场，决定即便永王此时形势尚可也必将离他而去。
在季广琛离开永王后不久，永王的起事果然就失败了。
史书对于季广琛随后的命运这样记载，江东节度使韦陟“以季广琛从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惧罪出奔，未有所适，乃有表请拜广琛为丹阳太守、兼御史中丞、缘江防御使，以安反侧”
[132]。
如果身为蜀郡长史的季广琛曾是由于玄宗的任命才随永王下江的，那么韦陟当然可以以“非其本意”
的理由来向肃宗建言尽快诏谕这位永王主将。
肃宗听从了韦陟的这一建议，并很快授予季广琛江南防御使一职。
这篇任命季广琛的敕文现在保存了下来，它的起草者同样是贾至：
此后的情况可能略有变化，在韦陟成功平定“永王之乱”
后，肃宗征召其返回行在。
史称：
陟以广琛虽承恩命，犹且迟回，恐后变生，祸贻于陟，欲往招慰，然后赴征，乃发使上表，恳言其急。
陟驰至历阳，见广琛，且宣恩旨，劳徕行赏，陟自以私马数匹赐之，安其疑惧。
[134]
季广琛在被肃宗任命为丹阳太守后也许并未赴任，而是仍旧游移在与丹阳毗邻的历阳（和州）一带。
[135]不过我们知道，在乾元元年（758）五月前，季广琛已调任荆州长史，并于其时被招往河南行营会计讨伐安庆绪事，后得列为九节度之一的郑蔡（豫）节度使。
次年（759）唐军相州之役失败，季广琛被贬为宣州刺史，其后又调往温州。
[136]我在第一章中曾说过，季广琛是在相州兵溃的九节度中唯一一位真正受到贬惩的节度使。
据说他遭贬的直接原因是在九节度谋议不同的相州之役中，唐军最后采纳的是他与郭子仪提出的引安阳河水浸城的方案，但该方案没有给唐军带来胜利，所以季广琛也就成了唐军失利的主要责任人。
不过既然其提议能被采纳，或许也可说明广琛在其时的九节度中还是颇有发言权的。
因此广琛所率领的军队未必是九节度中实力最强的，甚至可能是最弱的，但其资望在当时的九位节度中却可能数一数二。
不过无论如何，对于一位在相州之役中还曾担任节度使的高级将领来说，在唐军与叛军对峙正处于胶着的时刻，却被贬谪到濒海的温州任职，这几乎宣告了他在军界的生涯不会再有太好的发展前途了。
但季广琛实在是一位比较幸运的将领，因为不久后的江淮动乱又为这位将领的再度被起用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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