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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永王东行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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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叛乱对帝国的影响不仅限于它的北方，虽然从表面上看，叛乱的部队几乎从未越过汉水与淮河，但江汉与江淮在叛乱初期其实也陷入了一场复杂的纷争中，这场纷争的结果便是在北方的朝叛对峙最为激烈的时候，在帝国的江淮地区也酿成了一场动乱。
这场被旧史称为“永王之乱”
（756—757）的动乱虽然早在二十多年前便已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并因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廓清了其中所关涉的玄、肃二帝矛盾的内涵。
[1]不过以揭橥玄、肃矛盾为旨归的上述研究对于事件真正的发生地，以及这些地域中的政治势力的讨论则是极为有限的。
既然“永王之乱”
不同于其他的帝室纷争，终究是一场落实在地方上的事件，那么站在地方的立场来对其进行审视，看来也应该成为我们考察这一事件的一个必要视角。
另一方面，“永王之乱”
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尽管“叛乱”
最后的爆发地在江淮，但它的发端地却在三川，酝酿之处则是江汉。
换言之，“永王之乱”
实际上是一个伴随着永王东行不断展开的过程。
因此，如果永王事件确实反映了玄、肃二帝的矛盾，那么这一矛盾也必将随着永王的东行有所调整和发展。
但这一点却恰恰是学者在讨论时所忽略的。
而注意到永王事件的过程性同样提醒我们，在我们针对地方的讨论时，我们同样应该知道，地方上各色人物对永王行为的理解也将随着东行的进展有所变化。
当然，与二十年前的学者相比，我们重新解读“永王之乱”
的条件将比他们更为优越。
因为就在这二十年中，一些卷入永王事件的人物的墓志资料相继发现并刊布了。
不过当我们在利用这些新出土文献的时候，同样不应忽视对传世文献进行更为仔细的梳理。
由于有关“永王之乱”
的传世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干扰，这一梳理就要求我们对这些史料进行更为细致的辨析和系统的掌握。
总之，本文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对现存有关永王事件资料的系统整理，并在以永王东行路线（见图31）为考察线索的论述框架下，去全景式地呈现一幅安史之乱初期帝国南部的政治图景。
一、普安：《命三王制》的内涵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军队攻克潼关，玄宗出奔蜀郡（成都府）。
七月十五日，奔蜀途中的玄宗在普安郡（剑州）发布了一道重要的制文《幸普安郡制》。
我们对“永王之乱”
的讨论就将始于这篇制文。
制文由时“从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诰”
[2]的贾至起草，具体内容则参考了三天前赶到普安郡与玄宗会合的宪部侍郎房琯的意见。
制文曰：
……太子亨，忠肃恭懿，说礼敦诗，好勇多谋，加之果断。
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皆孝友谨恪，乐善好贤，顷在禁中，而习政事（“顷在禁中，而习政事”
当从《唐大诏令集》及《册府元龟》改作“虽顷在禁中，未习政事”
），察其图虑，可试艰难。
夫宫相之才，师傅之任，必资雅善，允属忠贞，况四海多虞，二京未复，今当慎择，实惟其人。
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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