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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年十月的时候，连最早归顺唐廷的并海七郡也相次失陷，颜真卿只得弃郡南走，河北州郡至此几乎全部沦丧。
（见图23-5，浅色四郡为支持唐廷的平卢军所控制）《资治通鉴》在总结一年以来河北形势时说：
禄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
[33]
河北地区在叛乱发生的第一年里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反覆。
但反覆的地区主要是燕南诸郡，并且，最早反抗安禄山的也是这一地区。
也就是说，在燕南，朝叛矛盾表现得最为激烈。
不难发现，燕南的反覆本质上受制于朔方军与叛军在河北的军事力量对比。
换言之，它始终缺乏自身的军事独立性。
因此，关乎朔方军与叛军在河北对峙可能性的常山郡，就一直是左右燕南形势的关键所在。
不过尽管如此，燕南的反覆，以及安禄山在一年后才完全控制住这一地区的局势，仍旧证明了此地勤王势力所具有的韧性。
与燕南不同，燕及燕北（即边州地区）[34]虽然在安史叛乱之初也不稳定，但它并不反覆。
并且，当地的平卢军即便当朔方军撤出河北，以及自身遭受重创后，仍能单独与叛军抗衡比较长的时间。
[35]
同样作为安禄山的“统内”
，河北中部、南部与北部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表现？如果这种不同的表现正源于两个地区不同的地域特征，并且这种不同是在安禄山叛乱之前就已形成的，那么，它的形成过程如何？它的地域差异又在何处？更进一步说，这种不同的地域特征是否与安史之乱的性质有关？如果是的话，它对安史之乱的发展又将有怎样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下文中将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二、安史乱前的河北军政结构
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安史之乱前河北最大的问题便是以两蕃（契丹、奚）崛起为核心的东北边境问题。
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696—697）爆发的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是标志两蕃强势崛起，及将其与唐廷矛盾推向顶点的重要事件。
[36]并且，这一事件在宣告了持续约三十年较为安定的东北边境形势结束的同时，也全面改变了至高宗在位（650—683）时所建立起的“自东向西，自北向南，分别设有安东都护府以镇抚高句丽旧地；营州都督府以押两蕃和靺鞨；幽州都督府则防御突厥及两蕃”
[37]的东北边防体系。
（一）河北的团结营
李尽忠、孙万荣叛乱的直接结果就是东北边防的前沿阵地营州以及安东都护府的失陷。
这样一来，河北道北部诸州的安全就立刻受到了东北异族的直接威胁。
到圣历元年（698）秋天的时候，突厥默啜大寇河北，其兵锋所及已达河北中部的赵、定诸州。
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在契丹和突厥的这两次攻击后，武则天对河北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军事部署。
这就是《唐会要》卷78《诸使中·诸使杂录上》中记载的：
万岁通天元年九月，令山东近境州置武骑团兵。
至圣历元年腊月二十五日，河南、河北置武骑团，以备默啜。
[38]
由于学者普遍认同武骑团与团结兵的关系，因此上述史料便是有关唐代团结兵设立的最早记录。
河北既是最早设立团结兵的地区，也几乎是团结兵最为集中的地区。
[39]至于设立团结兵的目的，显然主要就是为了防备东北外族的入侵。
武则天时代确立的团结兵措置为此后的唐玄宗所继承和发展。
[40]开元十四年（726）为防备两蕃的入侵，玄宗在河北设立五军。
[41]
表3开元、天宝年间河北五军表
（此表主要据日野开三郎：《唐府兵制时代における团结兵の称呼とその普及地域》，《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186页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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