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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杜确《唐故华州潼关镇国军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临洮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华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康郡王赠司空李公(元谅)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154]参见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1~431页。
[155]关于后一点,除了黄永年先生的论述外,陈寅恪先生在《论李怀光之叛》一文中也曾经指出,“禀赐不均”
是导致李怀光统率的朔方军叛乱的主要原因,其时的“禀赐不均”
具体体现在朔方军与李晟所率领的神策军的对比上。
(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17~319页)其实,唐廷对于朔方军的禀赐不均不仅体现在朔方军与神策军的对比上,也同样体现在朔方军与关东藩镇的对比上。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
条就载,其时赴援徐州的朔方军唐朝臣部就曾因“资装不至,旗服弊恶”
而为宣武军所嗤。
至于因犒赏不济而引起的泾原兵叛乱,虽然黄永年先生说“泾原的安西北庭兵本来就是极不安稳惯于闹事作乱的部队”
,但如果我们对四镇北庭兵自安史之乱以来历次的“闹事”
作一下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它的“极不安稳惯于闹事”
多半是与军实不济和生存状况恶劣相关的。
上文说的宝应元年四镇北庭旧帅荔非元礼在翼城被害事件即由“将士粮赐不充”
而致。
白孝德由鄜坊移镇邠宁、奉天之时,四镇北庭军亦因“乏食”
、“公廪亦竭”
等原因,发生“所过掠夺”
、“群行剽盗”
等行径。
大历三年,马璘徙镇泾州,刀斧将王童之亦因当军“侨居骤移,颇积劳怨,人心动摇”
之故欲导以为乱而未成。
建中元年宰相杨炎请筑原州城一事,亦招致“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
的泾原将士不满,并最终引发刘文喜的叛乱。
[156]《奉天录》卷1称:“上(指德宗)乃出白苑北门,六军羽卫才数十骑。
或曰:‘朱泚是失意之臣,恐怀侥幸,不如遣十骑捕之,使陪銮辂。
若脱于泉,为害滋甚。
不然,以卒诛之。
养兽招祸,立可俟矣。
’”
又,“既而群盗(指泾原兵)与(姚)令言谋议,虑难持久,或曰:‘太尉朱泚久囚,必生异志,若迎而为主,事可捷矣。
’”
[157]《全唐文》卷526朱泚《遗弟滔书》中称:“吾顷典郡四镇,蕃夷战慑;唐主不察,信谄谀之说。
吾罹奸臣之祸,便夺兵权,虽位列上公,诏书继至,情怀恍忽,百虑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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