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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田氏实力本就强大，且又不属于李光弼之嫡系，其在此前之所以受李光弼的节度为中央效命，与李氏“御军严肃，天下服其威名”
[75]多有关系。
此时李的威信既已不存，田等不受其节度自然可以想见。
李光弼也因此愧恨成疾，遂于广德二年（764）秋病逝于徐州。
据《新唐书·论惟贞传》的记载：“光弼病，表以自代”
，李光弼在病逝前，很可能是想以同出朔方军的论惟贞为其继任者。
但代宗显然不想在河南再留下李光弼的影响了，所以新书关于论惟贞此后的命运记载是：“擢左领军卫大将军，为英武军使，卒。”
论惟贞当是被调往京师担任宿卫。
李光弼死后，中央任命宰臣王缙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行营[76]，并加东都留守[77]，故而王缙实际是在东都任职。
而据《旧唐书·郝廷玉传》，光弼死后，“代宗用为神策将军”
。
永泰元年（765），郝廷玉率军参与平定了“仆固怀恩之乱”
，其时所领可能仍为李光弼此前在河南的军队。
[78]王缙在永泰元年八月被加为河南副元帅[79]，史称：“诏以廷玉为其都知兵马使。”
[80]不过郝廷玉并未因此再回河南，其最终的归宿应当是“入备宿卫，出镇河陇”
[81]，并于大历八年（773）卒于秦州刺史任上。
[82]至于李光弼的另外一位大将薛兼训，则在讨伐史朝义的战事结束后，就被委任为越州刺史、浙东节度使[83]，以应付“东越仍师旅饥馑之后，三分其人，兵盗半之”
[84]的局面。
而在大历四年（769），已领河东节度使的王缙表让副元帅、都统、行营使。
[85]同年底，中央又以宰臣裴冕担任是职，裴冕拜职未盈月即去世[86]，中央遂于第二年（770）停设河南等道副元帅之职，并以其所管军隶东都留守。
[87]随着李光弼嫡系将领的调任、军队的调属，以及河南副元帅的最终停设，李光弼的势力至此在河南被彻底抹去了。
虽然对于副元帅之职的停废，代宗在制文中称：
以天下征伐之重，方镇之大，宜有总一，则以元老抚和之。
乃者国家平定之后，□理之始，与其休息，则以诸侯训缉之……何必更有□属，适重其烦，军书取决，又失要会。
息人罢镇，□亦便之。
[88]
但其实，李光弼之死与副元帅之职的停废却使中央很大程度丧失了对河南的直接控制。
大历年间，这一地区已基本成为河北将领的辖所，其中三股出自平卢系的势力尤为强大，他们分别是淄青节度李正己（李怀玉）、汴宋节度田神功、淮西节度李忠臣（董秦）（参见图3）。
同时，实力稍弱的其他军阀势力也充斥其间，比如同出平卢系的许杲的军队就是其中一支。
图3李光弼去世后的河南藩镇图
大历三年（768）左右，身为平卢行军司马的许杲将卒三千驻濠州（属淮南），窥视江淮，后在淮南大将张万福与浙西都团练观察使李栖筠的压力下东溃。
[89]虽然这支来自河南的军队实力并不强，但仍对江淮一带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也迫使代宗召见淮南守将张万福，除以其和州刺史以追讨许杲。
这支游走在河南边缘地带的平卢军队尚且已经给代宗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到大历晚期，当河南的这些平卢系军阀开始变得倔强难治时，中央又将以怎样的策略来应对这一危机呢？显然，这些河朔军人不比当年河南的地方军将那么容易对付，以李光弼的威望尚且不足以弹压，况且此时，河南已无李光弼。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李光弼曾经派遣了一批年轻的将领南下江淮，虽然在李光弼的时代，他们再没有回到河南，也没有参与对叛军的讨伐，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此后一直留在江东，并且一直参与对这一地区农民起义等的征讨。
在经历了整整一个大历时期，这一批原本不显山露水的将领已成长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将在德宗的时代迎来重回河南的契机，并成为帝国应对平卢系危机的重要砝码。
或许，这正是李光弼留给未来河南和帝国最大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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