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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上述史料所提供的信息进行一番辩证地挑选，那么三位节度使的刺史号将是值得注意的内容。
许叔冀在当时被任命为滑濮节度使，治滑州，其军事辖区在河南中北部，与此次讨伐对象安庆绪控制的卫、相、魏等州仅以黄河相隔。
就实力和战略地位而言，许都是河南这几位节度使中最强也是最重要的。
况且滑州是许的根据地，差不多与张巡同时，许在滑州也曾经与叛军对峙了一年左右[7]，培养了相当不俗的部曲，所以肃宗特意让许统领青州方面来的军队，自然是有这方面考虑的。
崔光远以河南节度使的名义继承了张镐原来的军队，理所当然驻屯汴州，但其势力范围较先前的河南节度使已小不少，但河南中部一带还是理应在其控制范围内。
季广琛为郑蔡（豫）节度，治许州，其军事辖区是河南西部紧邻东京的地区。
季广琛的身份比较特殊，其是一年前随永王李璘南下的大将，后来率领了一大批军队离开了永王，这是导致此后“永王之乱”
很快被平息的一个重要原因。
[8]在几经调任后，季广琛此时来到河南，其此前的军队可能随之一起调任。
其实我推测襄邓节度使鲁炅名下的“淮西”
之衔应该是属于季广琛的[9]，不过既然《实录》称季广琛为郑蔡（豫）节度，又明记其治所在许州，本就说明唐廷此时战略部署的重点在河南。
上述安排显示出，河南政局的此次调整，重点在中、西部，这当然与这一地区紧邻安庆绪盘踞的相卫一带这一地缘因素有关。
因此唐廷在九月任命能元皓为齐州刺史、齐兖郓等州防御使，便只是一个具有策应意义的任命。
不过能的实力也不能小觑，他是安庆绪曾经委任的北海节度使，在他于乾元元年初以所部投降唐廷后，立即被委以“河北招讨使”
[10]一职。
其实在当时的河南东部，唐廷除了对能元皓有所任命外，对另一些将领，如李铣、殷仲卿、孙青汉等人可能也有所安排。
在其时郭子仪向肃宗所上的《进灭残寇形势图状》中，就对当时的战略形势有过以下这番陈述：
臣伏请平卢兵马及许叔冀等军郓州西北渡河，先冲收魏，或近军志避实击虚之义也。
伏惟陛下图之，遣李铣、殷仲卿、孙青汉等军逦迤渡河佐之，收其贝博。
贼之精锐，撮在相、魏、卫之州，贼用仰魏而给。
贼若抽其锐卒渡河救魏博，臣则请朔方、伊西、北庭等军渡沁水收相、卫；贼若回戈距我两军，臣又请郭口、祁县等军蓦岚驰，屯据林虑县界，候其形势渐进，又遣季广琛、鲁炅等军进渡河，收黎阳、临河等县，相与出入掎角，逐便扑灭，则庆绪之首，可翘足待之而已。
[11]
叛军的主力不在贝、博，因此李铣、殷仲卿等人的“渡河佐之”
自然也只是一种策应。
而与能元皓一样，他们虽然可能也被赋予讨贼之职，但同样也不在九节度之列。
二、郭子仪的元帅时代
九节度围攻相州的战役在三个月后遭遇失败，到了乾元二年（759）三月，河北南部已落入取安庆绪而代之的史思明之手，史兵锋所及甚至已迫东京。
于是，郭子仪以唐军主力朔方军断河阳桥南保东京，其余节度则大多溃归本镇。
在这种情况下，唐廷改变了不设统帅的局面：
丙申，以郭子仪为东畿、山南东、河南等道节度、防御兵马元帅，权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
[12]
而河南的军政格局也因之进行了新的调整，这波调整发生在当年的三月到六月间。
据《旧唐书·肃宗纪》载：
（三月辛卯，）以滑州刺史许叔冀充滑、汴、曹、宋等州节度使[13]；以郓州刺史尚衡为徐州刺史，充亳、颍等州节度使。
（四月）甲辰，以邓州刺史鲁炅为郑州刺史，充陈、郑、颍、亳节度使[14]；以徐州刺史尚衡为青州刺史，充青、淄、密、登、莱、沂、海等州节度使[15]；以商州刺史、兴平军节度李奂兼豫、许、汝等州节度使[16]……贬季广琛宣州刺史。
崔光远为太子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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