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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东亚变局与日越关系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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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兵
一引言
在17世纪以前的东亚世界，中日之间无论是亲密合作也好，还是处于因“倭乱”
“海禁”
而致的“政冷经热”
状态也罢，至少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尚未完全中断，甚至中国的“唐船”
在日本长崎的对外贸易中还一直居于首位，中国也自始至终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
然而，自1601年始，作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
的中国的地位却逐渐被越南山所取代。
按照岩生成一的研究，自1604年至1635年，江户幕府曾颁发朱印状150人，对外派遣过356艘商船，其中有130艘直接驶往安南、交趾进行贸易l21。
相互之间甚少联系的日本和越南突然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骤然接近甚至热络起来。
考诸前近代东亚区域国际关系史可知，日越双方关系的突飞猛进便显得极为突兀。
那么，这一“突变”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又何以会发生?德川幕府这一由“北”
向“南”
的外交路径转变，又折射出了东亚区域关系怎样的一种变化情势与发展趋势?显然，这与1592年发生在东北亚中·朝·日之间的“壬辰倭乱”
所激发的东亚变局关联甚深。
20世纪中叶，以岩生成一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探讨日越关系相关问题时，其焦点主要集中于朱印船时代的日本与越南及其与东南亚的商贸活动，以及日本在东南亚因商贸关系而形成的大量日本人聚居而形成的“日本人町”
问题，做了相当不俗的研究131。
新近，菊池诚一从考古学的视角将越南会安的“日本人町”
研究深入推进，不仅亲自主持考察越南会安的日本人町考古，而且还负责修复现在“日本人町”
的遗留文物与历史景观14。
菊池对越南会安地区日本人町的考古学研究与田野调查，可以说是目前日越关系研究方面最具说服力的一项实践性研究。
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率先在东亚世界“西化”
进而成为亚洲最早的现代化强国，与其适成对比则是其他亚洲诸国渐次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故而此时的日本也就成为中、朝、越“救亡图存”
的学习对象。
在此背景之下，越南学界最早从历史上寻踪日越关系兴起原点与发展历程的当属那些赴日本寻求“变法之道”
的“东游运动”
的文人志士。
1921年，曾有过日本游学经历的广南学者黎余TapChí）上最（lêDu'）在其所编辑的《南风杂志》（NamPhong
先介绍了江户日本和广南、顺化阮氏之间外交文书收录情况。
2001年任教于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的越裔学者永骋（V?nhsinh）用越南语在其母国出版了《日越文化交流》一书，侧重点主要集中在近代越南“东游运动”
中游学日本的启蒙学者和革命志士151;2003年阮文金出版的《日本与亚洲：新历史联系与社会经济转变》一书，以日本为中心广泛论及了日本与东北亚的中国、朝鲜的关系，日本与越南、菲律宾的关系，甚至还涉及了近现代以降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等诸多问题，由于涉及问题太多，故难免就显得宏阔而凌乱1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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