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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论布莱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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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悲剧的力量
胡葳译
罗兰·巴特（1915—1980）
圣路易[1]认为泪水是天赐之物，他曾祈求上帝惠赐一小滴眼泪，让它不仅能流到他的心里，并且能令他以泪洗面，张嘴号哭。
圣路易的祈祷是枉然的。
古典时代以后，人们就不再懂得哭泣，也不再敢哭泣。
这种必须隐藏痛苦的思想带着虚假的英雄气概，与古代戏剧的精神截然相反；那时候，哭泣更为常见，也更为由衷。
雅典观众目睹剧团为埃斯库罗斯之死服丧而恸哭，而有谁见过一屋子巴黎人为季罗杜[2]之死而哭？我曾在圣绪尔比斯广场看过乔维特[3]葬礼的盛况：熙熙攘攘的人群不为追悼他而来，而只是为看一眼到场的明星或索要一个签名——好奇心取代了痛苦。
今天的我们惜泪如金。
可究竟是为了谁、为了什么才保留眼泪呢？最终我们认定再无任何东西值得掉泪，而必须得让国王久久提醒普西客：父亲总还是有权利为女儿而哭的。
[4]作为悲剧作家中最柔情的一位，莫里哀仍然坚持这个主张，他认为哭泣乃是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人的“本性”
，比古代戏剧中的集体性狂躁更甚；在古代，这种令人神往的狂躁往往负责为故事的转折带来肉体的因由。
古代观众的哭泣天赋，与我们浪漫主义中半神经质、半堆砌辞藻的个人情感躁动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现代人只将**让与两种机制：要么是伪斯多葛派干巴巴、一本正经的争辩，与其说是在衡量他的痛苦，不如说是衡量他的忍耐；要么是湿润的双眼和擦拭肤浅泪水的手帕，一句话，空洞的怜悯既高明又拙劣地捕获了芸芸众生，它对不幸的描绘只能在观众个人的层面上触动他们（就如《相见恨晚》[5]中男女主角的艳遇软化了一场又一场的观众）。
然而古代悲剧所激发的眼泪是普遍性的。
古希腊整个民族的身体**所伴随的不幸，却只来自于君王、英雄与诸神的高贵人性。
而现代观众偶然被激发的怜悯之情总是反求诸己的：他们的眼界局限在自己的夫妻或家庭冲突里，只能被这一套情节打动；戏剧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自己可能遭受的各种不幸的乏味反照。
他们从不会在戏剧中寻找不幸所引发的深层次暗示——这种不幸是纯粹抽象的，正是由于它拒绝个体性的故事，才成就了悲剧伟大而必要的质朴无华。
人们过于强调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学说，而对此等纲领的实施难度缺乏考量。
它涉及一种真正的生理变化，是通过完全普遍性的推论获得的，意即不容任何观众从悲剧动机中找到与自身的相似之处。
我在此指的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他们的创作以道德与公民领域的宏大主题为反思对象，好比人类最初的审判机构（复仇女神们）。
而欧里庇得斯已经涉足了心理学领域，这是尽其所能的反悲剧的力量，它对戏剧的入侵，唤起的不再是观众的道德情感，而是情欲层面的情感，就像后来17世纪的伪悲剧中所体现的——而我们知道欧里庇得斯正是它的模板。
但如果我们对照纯粹原始意义上的古希腊悲剧，人民集体的眼泪则来自他们高层次的文化，他们直面自己身体的深渊的能力，以及来自理念或历史的撕裂之痛。
在我们今天的一系列表演中，只有一项游戏杜绝了个人的情感，那便是体育赛事。
一场盛大足球比赛的观众当然不会哭泣，不过他们很接近一种被释放的、不掺虚假节操的集体**；他们默许将身心投入到所观看的竞技当中去。
怠惰保守的资产阶级戏剧观众只通过观看才使表演具有生命，而且这观看的目光还常常是苛刻的、昏昏欲睡的；与这些戏剧观众正相反，体育比赛的观众在身体上就能担负介入行为的外在表达：欢腾、不满、期待、惊异，所有这些人类身体的基本模式在此衍生的叙说方式，都更接近于一套宏大的道德问题体系（它是完美的纯经验式表露），更远离资产阶级戏剧有关“出轨外遇的内在律令”
的种种玄奥问题。
但可惜的是，现代体育所受的嘉奖却清楚地暴露了它与古代伟大悲剧的距离：体育只会激发一种源于力量的道德，而埃斯库罗斯（《俄瑞斯忒斯》）或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戏剧却激起了观众真正的政治情感，促使他们为遭受野蛮宗教折磨的人哭泣，或者为遭受非人法律迫害的人哭泣。
克洛岱尔[6]将古代悲剧称作“这在半敞半掩的墓前的长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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