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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顾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
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
。
他们也会趁机出谨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尹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
如樊案的发生，王闽运、郭嵩焘求救于肃顺，肃顺便大力相助，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
肃顺后来更是肃顺乘时进言，力举咸丰帝不信任的曾国藩两江总督，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
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
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面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宜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
后来肃顾被慈禧以政变形式处决，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发现许多朝野文武大臣都有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与肃顺的一字一言，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
的赞叹。
今天从政的环境与往日封建社会做官所处恶劣的环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但做为一个领导人，坐看深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认清国际国内局势而有所作为也是应该的。
这样不但可以可以更好地少犯错误，而且可以更好地有所作为！
有所畏惧才能居高不危
曾国藩语录：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有所畏惧，办事就会认真不苟，必深思熟虑而后行；有所畏惧，则无论何时都不会自满骄傲，不致因骄而败。
曾国藩所畏的是权力可能导致的危险。
他在曾日记中写道：“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
位越高，权越重，所受祸患则越大。
纵观历代遭受奇祸的官员，多为权臣。
曾国藩因功劳日大，权力越来越重，官高至于极品，使他更加担忧。
咸丰十年（1860）六月，他给邓汪琼写信，请他多提谏言，信中说：盖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恕之者少。
阁下爱我，迥越恒俗，望常以药石之言相绳。
居高位而不败之法，只有谦虚谨慎而已。
咸丰四年（1854）九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就已申明了这一原则：“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唯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
曾国藩的谨慎，体现在行事务个方面，如交友慎重，用人谨慎，谨言慎行等。
而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时时反省自己的“悔”
字诀更是有效。
官居高位之后，曾国藩时时反思自己，力图避免一切缺点，使别人无瑕指责，从不授人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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