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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攻陷九滘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
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
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
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
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
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
下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
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
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
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
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
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握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
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
语气相当严厉。
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
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lO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
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
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
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
惟所部堵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
,“长承恩眷”
了。
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
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
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
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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