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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
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藏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
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
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
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
亦无非仍是远权势面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
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
这确是帝王专制时代的残酷现实。
所以曾国藩大刀阔斧裁撤湘军，高官却仍然要做，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种手段。
咸丰帝曾经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广当时还只是剐刚光复武汉，洪秀全刚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国藩也还没有光复金陵时那样如日中天。
看来曾国藩防危虑败，制之机先的艺术，的确非常人所能及。
根据形势而屈伸并用
曾国藩语录：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对于屈伸之道，曾国藩有如此理解：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
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
如危行，伸也。
言孙，即屈也。
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咸丰四年（1854）春，曾国藩湘军已成规模，陆军、水军、炮兵均已编定并训练完毕，可以作战。
曾国藩初次出兵，兵分两路救援湖北。
水军行至岳州时，忽然刮起了大风，几十艘战船沉入江底，湘军溺死者不少。
陆军战况亦不佳，在头号楼峒与太平军相遇，大败。
湘军出师不利，曾国藩被革职，依旨降二级调用。
次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入江西，屡吃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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