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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好是中午12：30。
从望远镜里看出去，可以望见潮水有两道分支：第一道较大的白线位于钱塘江北，比第二道白线显然要大许多，与北岸几乎呈直角溯流而上。
它的北端撞上了海塘，而南端则碰到了江中央的沙丘。
位于南面的第二道水墙与钱塘江南岸几乎平行，其溯流而上的速度不断地增加，其白线的前端慢慢地成曲线向江中央逐渐展开，最后在位于海宁下游五英里处终于跟第一道白线的南端撞击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长达两、三英里，连续不断的白色浪花。
当两条白线在江中央撞击到一起时，激起了数十米高的浪花，周围的水域也顿时像开锅的水一样沸腾起来。
但浪花很快就平静下来，正当潮水进入既窄又浅的江道时，水墙的高度陡然增加，向前推进的速度也明显加快了。
伴随着雷霆般的轰鸣声，这道水墙迅速地向前推进，这一场面的震撼力显然要大大超过当天凌晨时分的午夜潮。
一道由混浊江水组成的十英尺高水墙，顶着白色的浪花，以一列行驶中的火车那样的速度向上游方向奔袭而来，撞击并压倒了以每小时6-7英里顺流而下的江水，后者则在这堵水墙的脚下与这个呼啸而来的怪物顽强地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然而两者的力量过于悬殊，汹涌而来的潮水很快就以雷霆万钧的摧枯拉朽之势将对手碾得粉碎。
在离海宁大约两英里处，有一股来自东南方的潮水从正面撞向了海塘，由此引起的回头潮使得后面几百码的潮水就像沸腾的开水一般陡然升高，其高度甚至超过了前面那道水墙的两倍。
当潮水的北端撞上一个柴盘头时，后者突入江中的半圆形曲线使得那道水墙偏离了原来的前进路线，结果造成水墙的两端超过了中间部分好几百码。
除了柴盘头的作用之外，从钱塘江上游下来的湍急水流无疑也是造成水墙这条优雅曲线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它暂时被汹涌的潮水所压倒，但是它始终没有放弃过战斗。
在观潮的过程中，晏文士并没有忘记对于观察到的一些细节进行较为精确的记录，他试图用一系列的数据来反映潮水从形成到衰落的整个过程。
例如他告诉读者，潮水到达海宁镇海塔的时间是在下午1：45，那道水墙的曲线呈双新月形，南北宽度为一英里，水墙高度为8-11英尺，向前推进的速度是每小时12-13英里。
水墙后倾角度为40-70度，顶部的白色泡沫就像瀑布那样不断地倾泻下来，水墙的最高部位是在钱塘江的中央，离岸边大约有600码的距离。
潮水在经过镇海塔时并不算太高，这主要是由于塔东不远处就有一个柴盘头的缘故，但尽管如此，潮水像野马般向前奔腾时，仍时而会涨到几乎跟海塘顶部持平的高度。
紧随着第一道水墙而来的是翻腾的怒浪和由此造成的白色泡沫，有时空中溅起的浪头竟高达20-30英尺。
在水墙通过海宁镇海塔的15分钟之后，钱塘江水面比原来涨高了13英尺；两小时之后，江面高度超过原来18英尺；在下午4：45，即三小时之后，江面达到了当天的最高，超过原来19英尺。
从那时起，江面便开始回落。
傍晚6：45，江面又回到了水墙刚刚到达海宁镇海塔时的水平；而到晚上9：45时，江面便已经恢复到了低水位。
回顾这整个过程，晏文士认为钱江潮最令人感到惊讶的一个特征就是江面所产生的突然变化：人们在涨潮之前所见到的钱塘江只是江中央有一道湍急的水流，而江边有一大片光秃秃的泥泞江滩；但就在短短的几分钟后，整个盆地全都被潮水灌满，就连人们站在上面观潮的高高海塘都显得岌岌可危，似乎马上就要被呼啸而来的潮水所吞没。
这种难以捉摸和预见的自然变化，及其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正是钱江潮的魅力所在。
在文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晏文士又转述了一个关于钱江潮的传说，即关于伍子胥的冤死是造成钱江潮的根源。
话说伍子胥为了吴国的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越来越大的权力引起了吴王夫差的嫉妒，于是便派人将他暗杀，并将他的尸体扔进了钱塘江。
后来，因钱江潮给吴国人带来了深重灾难，吴王为了平息怒潮而在海塘上进行祭拜，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最后才决定在受害最严重的钱塘江边建一座塔来改善那儿的风水。
塔建成之后，尽管潮水还是时涨时落，但却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危害吴国百姓了。
晏文士认为尽管这个故事有些夸张，但是钱江潮的凶险确实是十分令人敬畏的。
当地人称潮水形成的那道水墙为“蛇头”
，有时候会有五六千人聚集在海塘上，以祈求龙王控制“蛇头”
，不让它肆意发狂。
这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信仰充分说明了当地人对于钱江潮的敬畏。
海宁海塘上的一个柴盘头（晏文士，1906年）
在护塘平台上躲避钱江潮的一艘平底帆船（晏文士，1906年）
供平底帆船停靠的一个护塘平台（晏文士，1906年）
从近处看一个被钱江潮部分冲毁的柴盘头（晏文士，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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