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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雕塑形态的流变与多元趋向——以70年中国城市雕塑发展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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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剑青 北京大学教授
从历史看来，雕塑在中国近代之前的文化和社会功用，主要存在于陵墓、宗祠、石窟、牌坊及建筑装饰之中，用以崇尚鬼神、祭悼先贤、宗教信仰、道德驯化和功德纪念等。
承载着统治阶级及主流文化的价值理念和话语内涵，主要作为“成教化，助人伦”
的某种仪式化空间的塑造形式和教化方法。
而其形式手法从建筑空间、礼仪场所到器物纹饰的构建与塑造，呈现出不同时代及地域的形式特征及文化含义，形成中国几千年雕塑形态的历史脉络和艺术成就。
然而，艺由道生，物随时变。
当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中期之后，中国雕塑在承接20世纪早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而快速地有了诸多变化与发展，呈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化背景下的雕塑艺术和观念形态，并成为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了丰富多样的历史信息与文化意涵。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雕塑艺术在近70年来所呈现的形态及观念中显现的意义、转化及问题的观察，予以有限度的分析和扼要的解读，对城市雕塑与架上雕塑的特性及关系均有涉猎。
一
现今人们习惯称立于城市户外的雕塑为“城市雕塑”
（或谓环境雕塑、景观雕塑、公共雕塑），其称谓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大都不是依据其社会功用或文化属性而界定的。
城市雕塑的基本概念是泛指设立于城市开放性空间中的雕塑。
本文权且拿来用之，但此概念显然不能概括和反映城市雕塑艺术的价值指向及其发展过程中内涵的多义性。
其名称的转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城市户外雕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角色和价值内涵的某些转换。
雕塑艺术的生产与社会传播，较之绘画等平面艺术而言需要更多的资金、空间和权力的支撑，尤其是与建筑环境及城市开放空间相结合的雕塑，更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从而也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由于城市雕塑的生命周期一般较长，其积淀和映射的时代语义和地区风尚也较为绵长，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社会过程的历时性和关联性更为明显，因而城市公共雕塑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和标记。
20世纪中国的雕塑，尤其是50年代以来至21世纪近20年来的艺术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更为集中和多面地呈现出其中诸阶段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特性及其相互间的内在关系。
演绎着中国传统雕塑与近现代西方雕塑文化的相遇、学习、碰撞的过程，进而发展到寻求雕塑艺术在现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取向和自身形式语言的探索，以及在世界雕塑艺术中的文化身份及话语地位的追求。
雕塑从诞生起，就与人类社会及其族群的信仰、生产和交流等需求有着直接和重要的关系，而到了19世纪，雕塑艺术在摆脱宗教及权力的仪式化的装饰功能之后，与整个艺术文化的发展一样，逐渐呈现出为艺术家自我意识及艺术的自觉而创作的大趋势。
实际上，若没有艺术生产者个体意识的觉醒及其以人的生命意义的探寻为导向，就不会有世界范围的现代和当代艺术的产生与发展。
因此，个体创作的架上雕塑和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的雕塑艺术是一个整体的两个基本方面。
前者往往走在时代的前列，更具探索性或特殊性，也往往是小众化的；而后者是前者的扩展和集体意识碰撞下的公共性产物。
世界历史上传统雕塑的首要文化功用是纪念性和教化性的，中国社会亦不能例外。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和政府主导的早期雕塑创作和展览活动，主要是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社会政治的宣传，如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阶级斗争方面的教育。
画家们在西方雕塑尤其是在苏联的雕塑经验的影响下进行架上雕塑和城市建筑环境装饰的雕塑及雕刻的实践。
其中既有历史题材，也有现实题材，如：《民族大团结》（王临乙，1950），《刘胡兰》（王朝闻，1955），《艰苦岁月》（潘鹤，1957），《永远向前》（苏晖，1956），《庆丰收》（曲乃述、王熙民等，全国农业展览馆广场，1959）。
尤其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型建筑浮雕《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系列》（刘开渠、曾竹韶、滑田友、王临乙等，1955），塑造出宏大庄严的史诗场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建设及新的政治环境和民众的文化审美需要，促成中国雕塑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中国50年代的架上雕塑和城市雕塑的主题和功用，是歌颂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纪念其斗争的历史业绩及其诸多英模人物，自上而下推广社会政治教育和建立城市新的审美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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