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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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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是一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怎样认识这座宝库，以至怎样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诚然，要全面地或比较全面地阐述这个课题，应当由专门的著作来完成。
这篇短文，只能从总的方面讲几点概括的认识；讲得对与不对，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目的在于探索和讨论。
这里讲的，是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等问题。
我认为这几个方面在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的面貌上是很重要的。
一
所谓多样性，是从中国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来说的。
一般地说，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先从最直观的认识入手，即首先讨论中国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
从表现形式上看，中国传统史学体裁之丰富，无疑是其显著的特色之一。
中国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除了熔炼成四种主要体裁即编年体、纪传体（其实是纪、表、志、传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典制体（旧称政书体）、纪事本末体外，还有学案、史表、图谱、评论等，也是很重要的体裁。
古代史家编著史书，对体裁的选择、要求和创新，一方面是从客观历史的发展中得到了启示，另一方面也往往反映了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及其撰述的目的。
关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从历代史家所撰史书的序论、凡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可见中国传统史学之体裁的多样性的特点，乃是客观历史发展和史家认识发展的结果。
当然，这些体裁出现的时间或先或后，取得的成就有大有小，但在中国史学的滔滔长河中，它们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各种体裁的相互补充和综合，又推动了有关体裁自身不断革新，显示了中国传统史学在撰述上的多姿多彩的成就。
这是我国史学遗产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这种情况，从7世纪中叶（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的《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史书来看，已十分了然。
《隋志》史部后序说：“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原注：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
根据清代学者的考证和补充，实际数目比这还要大一些。
史学发展的这种盛况，在当时世界各国是少见的。
《隋志》史部分史书为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这是从内容和体裁的结合上来区分史书类别的。
稍后，著名史学家刘知幾以“六家”
（《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二体”
（断代的纪传体、编年体）和十种“偏记小说”
（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来总括群史。
[153]刘知幾对史书种类和体裁的看法，虽不及《隋志》全面，但也显示了一个史学家的开阔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8世纪以前中国史学之多样性的丰姿。
这种情况，在此后的大约十个世纪中历代官修、私撰的目录书、文献书里，都不断地有所反映、有所发展。
18世纪后半叶（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纂修的《四库全书》，其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六类，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史书的状况。
当时，世界上有些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已经走向近代化了，但如此丰富、多样的史学表现形式，恐怕也还是不多见的。
《四库全书》史部分类，在体裁的区别上更加讲究、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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