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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理念：大自然、理性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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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历史哲学远未像黑格尔历史哲学那样表现为一个依次递进、有机发展的逻辑系统，也未能像黑格尔那样通过一部完整的宏篇巨著去系统地阐明关于世界历史的基本哲学原则，并依据这些原则来考察世界历史范畴下的各民族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发展过程。
但是，犹如远离德国文化艺术中心而艺术修养贫乏，但却仍然由于其天才洞悟和深刻见解而在美学上做出重大贡献一样，康德也没有因为像黑格尔那样谙熟世界历史，而影响其在历史哲学上的开拓性、创造性和基础性的贡献。
康德以对现代世界之时代精神的深刻洞察和细心倾听，卓有见识地提出了思辨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从而为黑格尔构建体系雄伟、结构恢宏的历史哲学的大厦奠定了基础，并先行地书写了整个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伟大序篇。
1.自由与必然：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康德的历史哲学
康德指出：“我的理性，包括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所关心的，可概括在下述三个问题中：1.我能认识什么？2.我应做什么？3.我期望什么？”
[1]第一个是关于纯理论的认识问题，第二个是关于纯实践的伦理学问题，第三个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即宗教所要解决的问题。
晚年康德在前三个问题之后又加了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他认为第四个问题应由人类学来回答。
晚年康德出版的《实用人类学》一书虽然与历史观没有明显的内在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由自然科学而伦理学，由伦理学而越来越从各个层面具体地考察人作为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中就包涵着关于人类历史的重要问题。
[2]因此“德彼特（FrederiDepette）认为，目的论比理性在康德体系中更为重要，目的论才是康德哲学的原动力和关键点，目的论当然与人类学不可分。
人的命运和道德才是目的，思辨理性不过是工具，所以人类学是整个康德哲学的真正基础”
[3]。
这实际上就是说，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而人的命运问题的关键就是人的自由。
目的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表明了自然向人生成的根本历史趋向。
但德彼特关于目的比理性更加重要的观点，有其必须加以限定的内涵和边界，即它仅仅是在从自然到人的过渡这一维度上说才有其意义。
因为在实际上，康德哲学中的理性与自由从来就互为条件、相得益彰。
正是理性法则的客观普遍性的力量，才开辟、奠基了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得以健康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康德的历史理念，突出地表现在他1784年所写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
康德在此文中提出了一个事关其历史哲学、并最终影响了黑格尔关于“世界精神”
观念的核心概念：大自然（自然意图或自然计划）。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总体性的核心观念，康德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隐秘计划的实施过程。
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充满着个体、民族与类的种种冲突，这些冲突决不是大自然的劳而无功的事业，而是通过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赋予人类，来引导人类历史走向一个充分发挥人的全部才智的和平的、美好的未来社会，即世界公民社会。
这是一个奠基于普遍法治基础之上的、将国内自由与国际永久和平融为一体的光辉灿烂的世界。
这是康德历史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根本目标。
康德在这里提出了事关其历史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固有的必然规律，依照其固有规律向前进步，并通过理性的规范和引导而指向个人自由、国家自由与人类和平的理想目标。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是理解康德整个哲学的关键所在。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理解康德认识论、伦理学的出发点，而且同样是理解康德历史哲学的出发点。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并通过这一矛盾的解决而划定了自由与必然各自适用的范围。
一方面，人自己支配自己的意志，属于本体界，因而是自由的；而另一方面，作为意志表现的行动，服从因果规律，属于现象界，因而又是必然的。
这样，康德通过对人的二重性的二元划分，把意志划给本体界而确立了自由的合法地位，同时把行动划给现象界而确保了对人的行动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
“康德在解决自然—自由的二律背反时，区分了现象和本体，这同时也就将人本身界定为具有双重身份的有限的理性存在者。
这就是说，人既是感性的存在者，同时又是理性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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