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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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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叙述主义的某种复兴，再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以对历史命题和历史认识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为特征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风光了，“科学性”
的话语权力逐渐消失，科学分析本身也变成了众多话语中的一种，不再享有压倒其他话语的优势地位。
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深教授丹托（Arthurto）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分析的历史哲学渐渐衰落了。
[34]我基本同意这个估计，因为相对于20世纪40～50年代关于历史覆盖规律解释的热烈讨论，目前的确有某种“后分析哲学”
的味道。
但是，我所指的“分析的历史哲学”
的范围要比丹托所指的更广，因此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衰落的理解也更深入。
丹托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所指范围的理解，与学术界大部分人的理解相比，似乎是不同的。
一般说来，人们多认为，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就是不再讨论思辨的历史问题，而是探索史学家编史实践和思想所具有的逻辑结构和认识论前提。
例如，英国学者加德纳在为他编的论文集《历史哲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与他们思辨的前辈不同，大多数现时代的历史哲学研究者，把第二位的探究形式当成目标，不是试图阐明和估价人类的过去本身，而宁愿寻求阐明和估价史学家有特点地描述或理解那种过去的方式。”
[35]在这种意义上，波普尔（KarlR.Popper）、伯林（lsaiahBerlin）、沃尔什（W.H.Walsh）、德雷（WilliamDray）、曼德尔鲍姆（Mauridelbaum）、加德纳及丹托本人，都属于分析的历史哲学家的范畴。
然而，按照丹托的说法，分析的历史哲学是从1942年美国哲学家亨普尔在《哲学杂志》（TheJournalofPhilosophy，第39卷）发表其著名论文《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开始的。
[36]这就是说，只有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用覆盖律模式解释历史的哲学家，才属于分析的历史哲学家。
实际上，亨普尔模式只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一种模式，并非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全部。
因此，丹托所论证的，只是实证主义的覆盖律模式或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衰落了，并不能证明全部分析的历史哲学衰落了。
亨普尔认为，历史解释在形式上等同于自然科学解释，基于这个原则对历史认识进行分析的哲学理论当然属于分析的历史哲学。
但是，还有比这种理论类型历史更长久些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即起源于柯林伍德和狄尔泰（尽管这二人都不属于当代意义上的分析哲学家）的分析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历史认识与历史理解在形式和性质上都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
把自然科学视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类科学的理想典范，是18世纪以来许多思想家的观点；这就是说，如果人类科学能够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的话，它们在方法和表达形式上应当向自然科学看齐。
爱尔维修（Claude-Adrieius）和孔多塞（Marquisdedorcet）是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许多分析的历史哲学家是这种观点的现代传人，如波普尔、曼德尔鲍姆、纳格尔（ErNagel）等人。
无论如何，亨普尔模式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他形式不是与之对立，就是作为变种的补充而已。
在20世纪40～50年代，西方历史哲学家们围绕着亨普尔的中心主题——覆盖律和历史解释——开展了热烈讨论，分析的历史哲学也达到了其鼎盛期。
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潮流的改变，分析的历史哲学中实证主义的模式开始衰退，科学的历史因果解释不再是历史学的典范。
在这里，我们准备分析一下这种分析的历史哲学式微的原因。
（一）理论与史学实践的脱节
亨普尔理论的基本原则是，所有的科学解释都具有共同的形式。
然而，一个科学解释必须是这样的解释，即所解释的东西可以逻辑地从此解释演绎出来；对这个原理的任何削弱都会使其丧失科学性。
但在争论过程中，即使拥护亨普尔模式的人，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原模式的严密性。
可是，亨普尔本人似乎认为，讨论的结果并没有导致他有必要对自己的历史理论进行大的修改。
因此，当他于1964年出版自己的论文集《科学解释面面观》时，甚至没有为自己的论文进行辩护，似乎他的历史解释理论已经是无懈可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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