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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走向整体性的趋势与希腊化时代在政治上出现了一体化趋势相合，这个时代的经济发展也表现出了从分散走向整体的特点。
各个地区从前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海上和陆上通道的日益畅通、标准货币的出现与广泛使用以及货币交换体系的建立，都对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希腊城邦时代“雅典的小规模生产制度被大规模商业的成长与剧烈的利润竞争所取代”
[22]，不论从产品的种类和生产的规模，还是从商品的流通量上都比古典时代的希腊有了很大的提高，各种身怀绝技的手艺人和腰缠万贯的大商人自由地奔走往来于希腊和东方的大大小小的希腊城市之间，贸易越来越国际化了，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经济共同体”
，各个地区之间在原料、产量和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竞争也日趋激烈。
正如杜丹所言：“在亚历山大远征之前，对希腊人的经济活动来说，地中海东部是一个死胡同，由埃及人、腓尼基人和波斯人相互猜忌地把守着。
在远征之后，希腊人的经济活动找到了一条通往中亚、印度、阿拉伯和非洲东岸各市场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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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经济控制的加强在希腊化时代，作为政治上所表现出的权力集中和君主权力的加强这一趋向的要求和反映，各个希腊化王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国家经济和计划经济，这是不同于城邦时代的个体和私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显著特征。
正如杜丹所言，“东方对于这种新经济组织的贡献，似乎是由各国王在各生产部门和商业部门中所起的作用来表明的。
埃及的托勒密诸王与古代的国王法老一样，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及帕迦马的阿塔罗斯王朝与古代波斯的阿开密尼王朝一样，在理论上他们都是他们王国中一切活的和死的东西的主人。
……在东方的各王国中，产生了经济的国有主义，这是当时国王具有神性的一种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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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其顿，从腓力二世以来在经济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国家的控制下有组织地开发自然资源，比如木材、金矿和银矿，这使我们想到了色诺芬在其撰写的《雅典的收入》一文中所提出的把银矿收归国有，并向个人出租国有奴隶进行开采的建议，这个建议恰恰说明了当时银矿开采业的私营性质。
在埃及，托勒密王朝不仅垄断了货币的发行，还对几乎所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包括所有产油的果类、芝麻、蓖麻油、矿石、盐业、硝酸钾以及明矾等——实行专卖制度，同时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所有活动都课以各种名目的税收。
托勒密设立的主要国家官员就是财政大臣，其手下的地方财政官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从居民手上收取各种租金和税费。
“当时在托勒密统治时期的埃及，无论是农业还是制造业，都没有在哪一方面能够逃脱政府监督的。
政府对几乎所有行业都征收重税并实行定价管制，这确保了所有的利润都最终流进托勒密国王的财库里面。”
[25]可见，托勒密王朝在接受埃及的专制政体的同时，也逐渐适应、继承和接纳了其原有的经济体制。
例如，通过对托勒密时期奴隶制发展的缓慢性和特殊性的分析，颜海英指出，希腊时代的古典奴隶制度不可能对埃及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托勒密统治者在实行自上而下的“希腊化”
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自下而上的“埃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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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琉古王朝的经济政策也与埃及相仿，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监管和控制。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经济为王权服务，通过税收聚敛财富，满足中央政府的各种需要。
因此，杜丹指出，“希腊化时代对于各种商业行为征税的原因，多半是属于政治性质的，而不是经济或财政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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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要看到，希腊化时代经济的繁荣和进步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乃至于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和不平衡性。
从地域上说，由于战乱、资源分布以及经济基础等原因，马其顿和希腊人并没有因为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而使他们自己和家乡受益，“马其顿王国的财富从来没有达到后来在埃及和其他希腊化邦国发现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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