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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地与香港教师教育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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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能否健康发展，关系到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施。
内地和香港的教师教育均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各自的经验教训也不少，颇多相互借鉴之处。
香港回到祖国怀抱之后，加强内地与香港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已迫在眉睫。
加强对两地教师教育的比较研究，对于两地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以及相关教育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完善，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以下试就两地教师教育的发展过程、管理体制、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经费配置等方面作一初步比较，以便为今后两地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一）发展过程的比较
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对教师予以培养和培训，只是到了晚清，随着新学堂的创办才得以萌生，并随着新学制的颁行才得以定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内地与香港的教师教育，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19世纪末的中国，屡遭外侮，备受侵凌，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堂堂的天朝大国竟横遭英军掠夺、日寇**：香港被割让，台湾被占领，强邻环列，豆剖瓜分，悠悠华夏，摇摇陆沉，举国上下莫不惊呼：中华民族已处危亡之境！
有识之士，大梦初醒：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兴学育人。
在“师夷制夷”
的洋务教育运动中，他们逐渐认识到：“西国人才皆由于学堂”
，而“西国学堂必探原于师范”
。
师范学堂不仅为“教育造端之地”
（张之洞语），而且为“群学之基”
，“故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
（梁启超语）。
“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
[1]（张謇语）。
正是在洋务派的舆论呐喊与维新派的实践筹划之下，怀胎十月的中国教师教育机构，几经阵痛，终于在19世纪末呱呱落地。
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大前身）内首设师范院，与次年（1898年）京师大学堂师范斋在北京创立，开中国近代教师教育的先河；1903年，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堂（今江苏南通师范学校前身），实发中国私立教师教育之先声[2]。
1904年1月《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使教师教育在学制上得到认可，为早期教师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完备的法律依据。
若就专门师范学堂的创建而言，香港早于内地。
探其源头，可追溯到中央书院（创办于1862年）的见习教师制（pupil-teacher）[3]，香港第一所教师教育机构于1881年9月12日于湾仔开办（1883年9月停办）。
若就师范学堂的办理来看，则是内地优于香港。
在清末，中国内地的师范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而香港的教师教育在此间却停滞不前，成效不显，以至窒碍了香港基础教育的发展，这一点显然与英国在香港所推行的殖民教育政策有关。
纵观清末的中国教师教育，无不打上日本模式的烙印：在学制和课程组织方面完全模仿日本；教育实习的安排和附属学校的设置也取法日本；我数师范学堂延聘的教习也都来自日本；出国学习教师教育的留学生大都选择日本。
这种仿日型的教师教育模式显然与清廷“近采日本，以定学制”
的文教政策有关，而且与掌握教育决策权的官员大都有留日经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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