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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坚持没有人格化的神，他的谦卑表现在对佛法的谦卑。
白璧德认为佛陀超越了教条和形而上学的假设，强调从实际经验中获得觉悟。
白璧德指出，西方的传统有两种对实际经验的态度：思想和感觉，前者是理性主义者的基础，后者是感性主义者的基础。
而佛陀既不是理性主义者，也不是感性主义者[62]。
白璧德说西方传统中人们把对直接经验的感知放在智识和意识上考量，实际是和谦卑不相适应的。
而这可能是西方精神生活的主要问题。
白璧德把佛教徒看成是二元主义者，和斯多葛一元主义相区别。
白璧德还将西方一些哲学家的思想与佛陀的思想进行比较。
他指出圣奥古斯丁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可能会在以心理学方式处理意志的问题上和佛陀达成一致，认为意志可以通过注意、专心得以展示[63]。
白璧德认为佛陀教导的是知识、行动对佛教都很重要。
仅仅知道四谛而不实践，一个人是不能得到解脱的，所以佛陀强调所谓佛“道”
的重要性，即它需要“践行”
。
白璧德认为，在实践上，佛陀也和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那样教导他的弟子要远离世俗世界。
佛教徒不仅不能参与政治，甚至不能讨论政治。
尽管如此，佛陀不能被当成是基督教意义上的救世主（Saviour）[64]。
佛陀认为，每个人都只能靠他自己拯救自己。
这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在基督教中也是不能接受的。
基督教的个人主义更多指自我表达和逃避道德责任的综合。
佛陀的个人主义也有更多批判性精神，佛陀不希望他的弟子依赖佛陀的权威来认识真理，也不能依赖传统的权威。
从这种对佛陀个人主义的讨论，白璧德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大乘佛教的问题。
白璧德认为大乘佛教过多强调发展一种建立在帮助、拯救仪式基础上的自信，这种对仪式的强调和对形而上学思维的鼓励，实际上与佛陀的早期教导背道而驰[65]。
白璧德还批评大乘佛教把佛陀变成了一位神和救世主。
白璧德举日本佛教为例，以前日本佛教认为个人可以通过自我修炼达到觉悟，现在他们唯一的希望是阿弥陀佛的慈悲。
不仅从思想上突出佛陀早期教导的个人主义，白璧德还从制度上指出早期佛教的优越性。
他指出早期佛教从未发展出罗马天主教廷那样极其精致和有效的外在权威，而罗马教廷的制度完全是模仿了罗马帝国的组织。
接着白璧德转向讨论佛教的传教，他认为早期佛教是以宣传名言警句为特色的，甚至他还大胆推测也许因为《法句经》的第二章使阿育王皈依了佛教，用他的话来说，这次皈依事件在远东文化史上的意义实在难以估计。
从白璧德的立场看，佛陀的教导对阿育王影响的关键是“业”
的概念，也许这种概念影响阿育王建寺、立柱、铭文以达到弘法的目的。
白璧德又由“业”
的概念联系到“转世”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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