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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观点早已被后来的学者进行修正，这里不拟细说，仅就其引用的一手、二手资料范围及其特色略作提示，以便和白乐日治学特色进行比较。
此文从唐以前土地制度之概观特别是周代井田制之崩溃讲起，确实有大视野，可见其受内藤、桑原之学术风范影响[82]。
他所用资料以典制体史书如《文献通考》、《通典》、《晋书食货志》等为主。
然后讲到北魏均田制的发展，再进入唐代均田制的讨论。
玉井文中不仅引用正史如《旧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通典》、《唐大诏令集》、《北梦琐言》、《唐语林》、《陆宣公奏议》、《全唐文》等材料，而且引用了道宣的《续高僧传》、赞宁的《宋高僧传》、道诚《释氏要览》，讨论寺观之庄园，或许是松本文三郎的指点，因松本通晓中国佛教史。
他居然还提及摩尼教和景教寺院[83]，这大概是出自桑原骘藏的指导。
玉井也注意考察土地制度背后的时代思想，特别是社会政策、女性观、农业立国主义、阶级思想，可以说这些思路完全是近代学术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视野，其中所谓“时代思想”
，颇让人想起德文之所谓时代精神（Zeitgeist）。
不过，此文虽系标准之学术论文，但并未引用任何西洋著作。
其分析所用概念受1909年中田薰所著《日本庄园之系统》一文之影响。
1923年玉井又在《史学杂志》发表《唐代社会史的考察》一文，较多使用《唐律疏议》、《资治通鉴》中的史料，也注意到宋敏求《长安志》、志磐《佛祖统纪》、段成式《酉阳杂俎》、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李冗《独异志》中的史料，还特别分析了韩愈上《谏佛骨表》的宗教背景[84]。
他在使用“阶级”
一词时注出英文（caste）[85]。
他1925年任第五高等学校教授，1926年任京城帝大助教授，1927年在京城帝大讲授“宋史”
、“支那土地制度”
、“支那近世史”
等课程，同年7月在《东洋学报》发表《关于敦煌户籍残简》的论文。
这篇文章引起了寅恪的注意，在笔记中对其所用材料有所提示[86]。
1928年他继续讲授“支那土地制度”
。
1929年他开始讲授“唐制之研究”
，并在当年9月的《朝鲜支那文化之研究》上发表《唐代贱民制度及其由来》一文，开篇即回顾学术史，提示了之前的研究，包括东川德治为《经济学大辞典》所写的支那奴隶制度（1916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报》发表的《中国奴隶制度》（1925年）、王世杰在《社会科学季刊》发表的《中国奴婢制度》（1925年）、何士骥在《国学季刊》发表的《部曲考》（1927年），之后主要分析《唐律疏议》、《唐六典》、《唐书百官志》、《唐大诏令集》中的规定，但也利用了敦煌文献，如斯坦因藏品中的唐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户籍》[87]。
1929年10月玉井因为在京城帝大已教满两年而获得出国访学机会[88]。
1930年2月15日他从神户出发，24日到达北平。
4月到张家口、多伦等地，后回到北京，5月与仓石武四郎等人一起参加与寅恪见面的宴会。
期间他因从业师内藤湖南处得知中国有《大唐六典》之古本，所以在北平旅行期间特别留意，他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看到了展览的《大唐六典》宋刊本，又在傅增湘之双鉴楼看到了傅氏收藏的宋本《六典》、《通典》残本，甚至得到了傅氏写下的校记[89]，还托北平的日本人桥川制作了照片，后携至日本入藏于京城帝大附属图书馆。
这些信息帮助他撰成有关《六典》、《通典》宋刊本的论文。
之后，他6月到大同、云冈等地，7月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
是年8月5日他从上海出发去法国，于9月7日在马赛登陆，随后访问了巴黎。
10月又去了罗马和马德里。
1931年7月到柏林、维也纳，8月到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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