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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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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旨趣》的结尾处,傅斯年喊出了当时中国新进学术界的共同心声:“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与国际汉学界争胜的心愿,不仅傅斯年有,胡适、陈垣、李济乃至陈寅恪,都不同程度地蕴藏胸中。
胡适提倡“整理国故”
,实际上就是“要照着西方‘汉学家’与受西方‘汉学’影响的日本‘支那学家’的研究方法和范围去作研究”
。
[1]傅斯年的主张,是这一精神的发展或自然延伸。
只是依照傅斯年的一贯做法,使之进一步极端或彻底。
傅斯年本来也疑古,因为要超越顾颉刚的史学王国,不肯真的向顾称臣,在归国前后的短短一两年间苦心孤诣,另辟蹊径。
他虽然在德国留学,学过一点语言学课程,却无成绩[2],又少读兰克(LeopoldvonRanke)著作,所得到的思想资源,还不如当时国际汉学之都的法国巴黎学派影响更大。
所以顾颉刚后来说:“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
[3]
傅斯年将语言学与历史学并举,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无此根据。
即在西方,亦仅德国某一派之主张”
。
[4]其实傅斯年的想法或许来自德国,其心目中的典范还在法国。
此时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正是语文学派占据主导,中国学者的目光所集也在于此。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时,就刊登了王国维1919年翻译的伯希和1911年就任法兰西学院中亚语史学讲座时的讲演词《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
王国维称此文“实举近年东方语学文学史学研究之成绩,而以一篇括之”
。
伯氏明确指出由于古物学和古语学的复兴,改变了原来考中亚史事仅据典籍的状况,因而取得长足进展。
[5]胡适称赞“此文甚好”
,并为之加上标点。
前此胡适因为钢和泰的关系,已经建议北京大学注意东方语学,以便与国际东方学界加强联系。
[6]傅斯年反对“国学”
、“汉学”
的概念而主张“东方学”
,自然会将语言学与历史学相并举。
此后傅斯年很少提到兰克的名字,对伯希和以及另一位巴黎学派大家、瑞典的高本汉(Karlgren)则推崇备至。
[7]
要使中国成为“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
,傅斯年不仅反对“中国学”
和“国学”
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希望改变中国固有的治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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