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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与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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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批评中国传统史学使人们无法了解整个中国的历史，只能成为断代或专书的专家，不断重复而不是继续前人的研究。
又举请杨树达教汉史的例子，指其精通前后汉书的版本及章句解释，但教了一年后，却不能正确扼要地讲述汉代发生的大事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如何变化，这种重视古籍版本而忽略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已经落伍，于是对旧学者敬而远之，致力于引进新人，用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研究历史，这样一来，1929—1937年清华历史系的课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揆诸史实，蒋的回忆出入较大。
清华历史系从来就重视大历史和相关学科的训练，1931年蒋廷黻自己在《历史学系的概况》中说：“清华历史系，除了兼重中外史以外，还有一种特别：要学生多学外国语文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
蒋担任系主任期间，该系课程有所调整，如1929年将“历史研究法”
改为“史学方法”
，将中国上古、近世史改为宋辽金元等断代史，增加中国、西洋史学史、西洋史家名著选读、西洋近代史史料概论和考古学，最突出的是增加了若干专门史课程，如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十七八世纪史、中国外交史、高僧传之研究、唐代西北石刻译证，以及中国外交史和中国近百年史的专题研究。
到1934年，因为开设本科与研究院共修课程，专门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如断代史分为秦汉史、晋南北朝隋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此外又有中国上古史、明代社会史、清史史料研究，中国学术史要分为上古至东汉、东汉至清两门，另外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世界史方面也有细分化趋势，国别史之外，还有上古近东及希腊、罗马史、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史、俄国在亚洲发展史、欧洲海外发展史等。
杨树达任教清华，是在国文系，从《积微翁回忆录》和《清华人文学科年谱》中，找不到他在历史系讲汉史的记载。
1931年底，陈寅恪曾劝其在历史系兼课“以避国文系纠纷”
[2]，似也没有下文。
诚然，课程的名称与实际的教法之间难免存在差距，蒋廷黻在清华确有改革，只是所针对者并非杨树达，而是陈寅恪。
蒋廷黻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的那一年，陈寅恪也被中文、历史两系合聘为教授，陈在历史系开设的课程，如高僧传之研究、唐代西北石刻译证，在蒋看来大概都属于治史书不治历史的范畴。
1934年，代理文学院长的蒋廷黻在所写《历史系近三年概况》中，对陈寅恪所开课程有如下的评述：
国史高级课程中，以陈寅恪教授所担任者最重要。
三年以前，陈教授在本系所授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如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近年继续更改，现分二级，第一级有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第二级有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及隋唐史专门研究。
第一级之二门系普通断代史性质，以整个一个时代为对象；第二级之二门系Seminar性质，以图引导学生用新史料或新方法来修改或补充旧史。
[3]
蒋廷黻所提倡，名为考据与综合并重，实则偏向于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
1932年，他请好讲文化形态史观的雷海宗回校任教，而陈寅恪“对雷海宗式的国史初步综合的容忍度是很低的”
，为此蒋廷黻不得不一再公开捧陈，以换取两派间的武装和平。
[4]其实陈并不否认综合，也同意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外来理论间架，他后来推荐雷海宗主编三卷本的英文《中国通史》，表明作为应急，还能接受雷的史观。
陈寅恪治学的办法和成就，得到新旧各方的赞许，蒋廷黻不便公开作对，只好拉出和陈关系密切的杨树达作为箭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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