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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生老病死有了国家的参与，尤其是妇婴卫生和学校卫生作为关系民族国家未来的事务，得到重视。
“九一八”
事变之后，公共卫生更是时常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相连的话题。
人们认识到抗击暴日，必须提倡预防医学，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人口健康水平。
[60]妇婴健康主要由保婴事务所和卫生区事务所办理。
学校卫生逐步开办，1930年起在市立小学和幼儿园举办学校卫生，1935年开始办理市立中等学校卫生。
学校卫生主要内容包括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预防注射、按期量体重、晨间疾病监察和传染病管理等内容。
身体检查成为入学的必要手续，学校开始将身体健壮、无传染病作为入学资格的第一条。
[61]
1937年，北平市公立医疗体系已渐成型，以市立医院为核心，包括一些分支机构等，为北平市内及四郊居民提供廉价的医疗服务。
在这些机构接受门诊服务的人数逐年增加。
1934年4月有3854人次，1935年4月有6063人次，1936年4月有7178人次，1937年4月增至8405人次。
[62]与此同时，北平疫病防治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转变。
在疫病防治技术发展潮流的影响下，中央防疫处自成立起，就致力于研制各种疫苗制品，极力推行疫苗免费注射，以预防各种疫病。
从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机构开始普及疫苗预防注射，每年以运动的形式开展疫苗预防注射活动，有针对性地预防天花、霍乱、伤寒、白喉和猩红热等疫病。
再次，国家开始管理与卫生有关的行业。
根据公共卫生的要求，卫生机构开始设立规则管理传统行业（如粪业、水业和屠宰业等），但当管理与相关社会团体发生利益争执时，常受到抵制。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卫生局没有考虑到这些行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反而将其作为谋利的对象，希望能够将其收归市办，不仅管理该行业事务，而且寄希望于将该行业的赢利收归己有，以补充财政拨款的不足。
这种想法当然受到行业组织的极力抵制，甚至形成城市罢工风潮，无论是粪夫还是水夫都走向街头，抗议国家对他们权益的觊觎。
在政治斗争的压力之下，卫生局不得不进行妥协，在保证不侵害相关行业利益的条件下，取得他们的合作。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卫生局是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组织。
它的所作所为并不单单是为了推行公共卫生，而且可能涉及与其他社会团体的利益纠葛，折射出近代国家权力扩张中的利益取向。
最后，国家建立妓女检治制度，尝试运用公共卫生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通过将娼妓所代表的社会问题疾病化，使人们不再去寻找出现此种问题的社会原因，而是通过技术性的手段就病论病，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公共卫生不是万能良药，它受制于社会经济状况，必须通过改造社会、改进贫民生活才能普及公共卫生，使之真正发挥作用。
[63]但这些实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因此在北京花柳病防治中，国家基于社会现实采取选择性治理策略，建立妓女检治制度。
这一举措彰显了政府选择性地使用专业科学技术的特性。
经历从警察卫生到公共卫生制度变迁的北京公共卫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科学医学为基础的规则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要求，使相关的治理具有技术性，确立了社会的卫生标准，并延续至今；二是国家的管理范围得到扩展，以前被视为非公共性的事务现在受到国家的规制，并且这种规制遵循官僚科层的逻辑，开始深层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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