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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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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旅外川人关于四川的言论，大抵以消除国内“异乡”
形象为主，这又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解决川中各种危机与乱象，一是打通夔门内外的隔阂；从立言对象和表达方式来看，又可以分为对本省人发言和对外省人发言两类。
他们之所以有此努力，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处在四川人和外省人之间），使其对蜀地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尤多关注所致（在乡川人和外省人对改变四川形象的迫切感都不如旅外川人来得那么强烈）。
这些人士中，青年学生占了绝大比例。
他们本是要到外面去寻找“地道的中西文化”
的，但出川以后，却屡屡遭遇外省人对四川和川人的歧视。
这部分是由于四川和“中心”
地区在文化风气上的不同步造成的。
王谟便观察到：四川学生中，“即已受过现代新式教育的青年，亦因社会的流传，尚存有十足的旧社会风味，在本省尚不大生妨碍，而出外面，其言语、举动，多有不如法之处，与外方相差甚远，是以我川子弟，一出外方，多受人歧视”
。
[110]另一方面则与人们对四川形成的“固化”
印象有关。
1919年，吴芳吉从上海寄回江津的家书中，提醒家人千万不要携带鸦片出川：“大约下江的人，一闻四川来的旅客，必以为都有鸦片，故于四川旅客，尤为注意。”
[111]这种歧视不能不在旅外川人心中激起强烈的羞耻感。
1933年11月5日，已经留学归来、作了北大教授的张颐（1887—1969）在北大四川同学会秋季大会上的发言，还在勉励四川同乡：“此后欲洗旧日耻辱，去掉川老鼠、烂榨菜之名，最好由砥砺学行、不尚空谈做起。”
[112]
二十年代中期，旅外川人关注的重点是川内事务（这不是说他们不关心国家，只是关于后者的言论相对要少一些），言论则多集中在四川的内部统一方面，基本上仍是通过地方自治以求全国统一的思路。
显然，在国内没有一个压倒性的政治权威的情况下，“求人不如求己”
是最为现实的选择。
1927年后，全国取得了名义上的统一，加之外患催逼日切，国民政府获得了国内多数人的认可，情形也就有了变化。
以全国统一来解决四川内部问题的思路开始具备了现实性，获得越来越多的川人支持。
因此，这一时期他们的言论重心越来越集中在如何打通夔门内外隔阂的问题上来。
一方面要出川学习最新的思潮，或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又要面对外省人的歧视，维护自己的尊严，这使得旅外川人的发言往往随着特定的听众有所改变，带有中国传统的“内外有别”
色彩。
在对本省人讲话时，一般都能直话直说，甚至不无刻薄；但是在对外省人说话时，则多取回护四川的态度。
这种心态是理解他们诸多行为和表现的关键。
1936年春，陈衡哲在《独立评论》第194、195、196期上连续发表三篇《川行琐记》，对四川政治和社会做了不少批评，立即在蜀人中引发了极大的反感，无论是在乡川人还是旅外川人，都参加到对陈氏的言论围剿中（南京的四川同乡会且有“纠正陈衡哲，警告任叔永”
的提案），而成为任鸿隽辞去川大校长职务的一个主因（当然，任氏在川大的改革，得罪了一些人，也加重了川人对陈的反感，参考第四章）。
其实，陈衡哲对四川的批评，如吸鸦片、女学生做小妾等，确是事实，蜀人自己（尤其是旅外川人）也多有责难，且其措辞之严厉有时还远过于陈，但此前并未激起过类似的波澜。
事件发生后，不少川人认定，因为陈衡哲是外省人，故看到的都是四川不好的一面。
更有意思的是，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之时，王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此事，语势蜿蜒，深值分辨。
他先说：“前几天有一位初到四川的女士，破口大骂四川人，……于是乎激动了四川人的公愤，笔者也有点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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