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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外川人言论中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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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人既不爱“管外边的闲事”
，报刊事业又不够发达，即使有意见也很难找到公开发表的园地，因此，要了解二三十年代蜀人对四川和国内局势的意见，旅居外省的人士成为一个重要渠道。
他们大都不满意于四川状况，又深受省外思潮的鼓**，对夔门内外的情形都有了解，革新志愿强烈，但又身不在其位，故一般只能通过文字抒发己见。
在旅外川人中，青年学生占了很大比例。
1930年，一位在上海的成都大学毕业生谈到：“四川的青年，尤以高等自觉了的青年，都觉得四川受了地理的限制，交通的阻厄，不能满意的接受中外的新的文化和思潮，……还有许多人都认定四川的文化太落伍，在那里得不着什么，想要从根本改造，遂相率出川在中国文化中心之上海北平去得到地货[道？]的中西文化。”
[33]显然，作者本人就是这群“高等自觉了的青年”
之一，这段描述也代表了他们的共同心声。
事实上，让孩子去外省求学也是不少家长的心愿。
据熊丸（1916—2000）回忆，当时“只要家里有点钱，或还算过得去的人家”
，都会把孩子送到南京、上海或北京去读书。
[34]1930年，黄稚荃（1908—1993）自成都高等师范毕业，她父亲黄沐衡（？—1944）因为看到四川“军阀割据，无异土寇，在四川无前途”
，遂劝她去日本留学。
[35]
旅外川人中还有一部分是已经学成或有所专长的知识分子。
胡先骕在1933年观察到，四川很缺乏专业技术人才，但是，“以政局紊乱之故，少数确有专门学问之人才，类皆不愿牛骥同皂，宁在外省服务”
。
[36]比如，任鸿隽（1886—1961）留美回国后，就与夫人陈衡哲（1890—1976）一起回到四川，欲图发展实业，但终于发现，“四川这个扰乱的样子”
，“非四、五年之后是没有什么事可办的”
，遂不得不离开，前往北京。
[37]
第三部分人是一批四川籍的国民党元老，如熊克武、杨沧白（1881—1942）、朱之洪（1871—1951）等。
不过他们大都已经退居政治舞台边缘，平时对时事少有评论。
在国民党内比较主流一点的，如戴季陶和张群，也不太发表主张（事实上，戴氏本人其实并大不认同于四川，而是喜欢强调自己祖籍在浙江）。
这一时期川籍国民党人喜欢发表有关四川言论的，多是还未占据重要地位的年轻人，他们既对四川状况多有批评，也不大赞同国民党对四川的放任和羁縻政策（尤其是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期），而主张中央对四川“军阀”
进行强力干预。
最后是商人，以上海为主要旅居地。
即使从做生意的角度考虑，他们也要对四川的局势，尤其是川政统一问题多加关注。
他们还办了不少刊物，发表对川事主张。
据笔者所见，除了蜀评社的《蜀评月刊》外，还有1928年发刊的《新四川》（南京）、1928年创刊的《蜀道周刊》（上海）、1932年创刊的《川事评论》（南京）、1933年创刊的《蜀青》（上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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