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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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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把近代四川学人的“蜀学论”
放在一个稍长时段的地方社会文化史脉络中考察，以突显地方认同在学术文化层面上的表现。
但是，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学者对这一地域性学术的描述，又不仅仅是地方视野所能涵盖的。
王恩洋曾说：“四川是中华民国的一员，我们应将四川文化方面所贡献于全国者如何，其特殊之点在哪里，加以研究，同时加以表彰。”
[138]实际上，各类有关“蜀学”
的论述看似都是在强调蜀学的“特殊之点”
，但其背后都有一个全国性背景，其重点无一不着落在“四川文化方面所贡献于全国者如何”
这个问题上。
换言之，只有在全国性的学术视野下，“蜀学”
之特殊性才获得了其意义。
不过，也正因如此，“蜀学”
亦显得非常脆弱。
由于四川地理条件的限制，其为学风气常与国内主流有异，而论学者又每执主流风气为准则，蜀中学问遂或有时无足称道。
关键在于，即使是川内学人，也不能忽视这一大背景，故他们虽时能自坚信心，亦常怀焦虑。
惟一旦国内学术风气转移，四川学者也可能乘势而起，后来居上，廖平在清季声誉鹊起，便是一例。
但这种影响也是多元的，新文化运动后，四川反以保留传统取胜，则近乎“礼失求诸野”
了。
另一个要解释的问题是，尽管学者对蜀学的认知并不一致，但文学与《易》（以及与之关系较密切的宗教）乃是四川学术的长项，却基本上是公认的。
[139]近代四川《易》学似稍衰（但也未必，恐只是“沉沦下寮”
而已），而文学艺术仍发达。
金毓黻抗战时期入川，见到王缵绪（1886—1960）致张群（1889—1990）书，谓其“韵味极似东京，不知出何人手笔”
，因而感慨：
今世非无美才，特伏处岩穴不肯出耳。
吾华文章之士多出于蜀，亦以蜀士早见于史乘，如司马相如、扬子云其杰出者也。
遗风不替，绵绵可接。
今之文士，亦当以蜀为雄。
岂以山川奇秀使然耶？蜀士如谢无量，以诗以书雄于时；如郭沫若，其学亦杰出；如张大千，以画雄于一世。
求之南北各省罕有其匹，讵非明证？[140]
这里和汪国垣、胡先骕的看法一致，实际继承了自《礼记·王制》篇及《汉书·地理志》以来中国人讨论地域文化的一个基本思路。
这一观点看似不无“地理决定论”
的嫌疑，且听起来也有些“玄妙”
，几乎很少得到现代社会科学的认可，但仍应值得认真对待。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1902—1985）便特别注重地理、生态一类“不变的历史”
对政治这一看起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的深层影响，但布氏的成名作《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实未曾将地理对历史的具体影响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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