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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论大革命的发生：远因、近因和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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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厄尔斯特
【编者按】原文题为“Tocquevilleon1789:Pres，Prets，andTriggers”
，载切瑞尔·韦尔奇（CherylB.Welch）编《剑桥托克维尔研究指南》（TheCambridgepaniontoTocqueville），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49～80页。
作者琼·厄尔斯特（Joer）系挪威社会和政治理论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RobertK.Merton讲席教授，此文的特色在于指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一些观点的可能的来源，并着重分析了托克维尔有关如何避免大革命的一些经验性思考。
注释中的引文由亚瑟·戈德哈默（ArthurGoldhammer）翻译。
出自《旧制度与大革命》（后简称《旧制度》）一书的引文均据1866年的博蒙（Beaumont）版《托克维尔全集》译出，没有注明出处的页码索引都指此版本。
为了方便读者，也标注了引文在普雷亚得（Pléiade）版《托克维尔全集》（后简称《全集》）的页码。
本文所引《旧制度》第二卷笔记出自普雷亚得版《全集》，第三卷，319～1286页。
一、导言
劳伦斯·斯通谈英国革命原因时，区分了远因（pres，1529—1629）、近因（prets，1629—1639）和导火线（triggers，1640—1642）。
远因“使某种形式的政权再分配几乎不可避免……但这些变化究竟将由和平演变、政治动乱或武装力量促成，都没有定数”
。
稍后，“15世纪30年代的近因使一场政治冲突由可能性变成了盖然性”
，而导火线则是由“一连串短期的甚至是意外的事件提供的，这些事件将盖然性变成了确定性”
。
[1]他区分的那些日期，当然是有点武断，但还是能指示出观察家们——无论是在当时写作的，还是得益于事后认识的——在思考某个革命起因时的一些反思点。
人们可以试着在托克维尔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中寻找类似的区分。
[2]《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讨论了大革命的远因，那是在1439—1750年间发生的过程。
近因是该书第三编的主题，发生于1750—1787年间。
导火线则是在有关计划中的该书第二卷的第一编和第二编的笔记中讨论的内容，发生于1787—1789年间。
尽管大致相符，这种分期却和他的分析不大对得上，因为他的分析指向一个更进一步的反思点，那是在1770年前后。
在《旧制度》的第三编第一章中他指向1750（在18世纪中叶），认为这是一个分水岭，标志是某种抽象的哲学激进主义的出现和它的思想霸权。
不过在那个时候，舆论的基调还是改革而非革命[3]。
事实上，一位开明君主当时就有可能防止革命的发生[4]。
但20年以后，舆论基调就变了[5]。
托克维尔举了一个例子，即人民对1771年一些高等法院的被废黜事件的反应，并指出从那以后一场激进的事变就不可避免了[6]。
这种不可避免性的说法，总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到两个可能的“反事实”
［这里作者在运用1982年美国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尼埃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他的同事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Tversky）提出的“反事实思维”
原理分析问题。
所谓“反事实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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