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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化的汉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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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海外汉学的讨论愈演愈烈，不断有这方面的新书和文章出现。
根据“超星发现”
对其海量数据库检索结果的可视化呈现，从1990年到2015年，有关海外汉学的介绍、研究、译注图书成果虽然呈大小年分布，但总体呈大幅上升的态势，从1990年的2本，历经起伏却总体逐步上升到2013年的16本和2014年的12本。
而与此同时，以海外汉学为核心的译介论文数量则上升得更为明显，从2002年开始，几乎一路直线上升，由5篇上升到2015年的137篇，这还是在2015年伊始，本年数据尚不完整的情况下统计的。
当然，“超星发现”
也许并没有囊括各年出版的全部论著和论文，所以具体的数字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数字上升的趋势毫无疑问体现了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国内对本国文化的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外来研究的借鉴，这本质上是对新方法的主动探寻。
然而，正在国内学者积极译介海外汉学的时候，资深海外中国专家魏根深（EndymionWilkinson）和同样是老一辈研究者的梅维恒（Viair）在北大的专题演讲结束之后公开提出质疑：汉学是否已经死了？[30]如前所述，本章所探讨的古代文论的海外研究并不完全属于汉学范畴，但与传统的海外汉学无疑有着很大的交集，而在海外的古代文论研究方法中，汉学的方法也无疑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仍然是当今海外文本研究的重要手段。
正如梅维恒在北大的讲座中所提到的，海外汉学的研究始于早期传教士们对中国，尤其是古代中国的探索。
[31]对于他们来说，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前提一定是对中国语言文字有详细的了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理解某些特定的文化现象。
而要真正了解中国，必先了解用古代汉语书写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这种迫切寻求了解的态度和对古代中国语言文字这一入门工具本身的痴迷，促成了早期海外汉学研究以文本为依托的文字名物训诂传统。
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早期的Sinology（汉学）就是以中国为主题的Philology（语文学）。
这一现象在多种不同的海外汉学家的论述、演讲中被反复提及。
田晓菲在2010年发表的《关于北美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之现状的总结与反思》一文，提出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在当代汉学界形成了一种“汉学语文学”
（Sinologicalphilology）传统，“譬如说对中古文学中的名物——无论鸟、兽、虫、鱼、草、木、食物、器具还是某种游戏如斗鸡、马球、围棋等等——进行繁复详尽的查考”
。
这一传统虽日趋淡化，但至今仍对北美中古文学研究领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32]而早在1964年，主编《剑桥中国史》的老一辈英国汉学家杜希德（DenisTwitchett）就在《亚洲研究期刊》上发表文章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汉学研究状况，认为没有人会对战前汉学研究方式的逝去感到惋惜。
他认为战前的研究主要以伯希和（PaulPelliot）为代表，多体现为较为迂腐的考证和长期以来对于一些珍贵而没有实际意义的名物的浓厚兴趣。
他认为这样的研究几乎走到了一个荒谬琐碎的极端。
[33]然而，杜希德的批判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研究传统就此逝去，相反，他为整个海外汉学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语言文字处理基础，也留下了老一辈汉学家执着求真、稳健严谨的研究精神。
正如杜希德在文章中所说的，“狭义的汉学，亦即伯希和夸张描绘的积极意义，归根结底是对中国文献进行文本考证和语义学研究的传统学科，是用以从一堆数据、在这个情况下是书面文字当中尽可能提取最为准确信息的一系列技术手段”
[34]。
对语义的理解秉持求真求实的严谨态度，毫无疑问是人文学者展开任何研究的首要基础，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海外汉学研究，则或多或少地由于对真义的执着，而陷入了技术化、专门化、专业化的状况，使其整体的研究规模在80年代之前都比较受限，在整个世界人文研究领域、哪怕亚洲研究领域都没有形成规模和很大的影响。
所谓技术化，主要是指海外汉学家们在一段时间内更多专注于严苛地对中国古代重要著作和文学作品进行字词的训释和精准的翻译。
比如田晓菲在对北美汉学的介绍文章中提到的马瑞志（RichardB.Mather），由于受到这种翻译注释传统的影响，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执教35年间，一直致力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详细的笺释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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