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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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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内在机制的自然演变，古代文论就此走下神坛。
而就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的时候，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原本古代文论所依附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受到了外来思想和制度的冲击，传统文化和古代文论都猝不及防地需要面对冲击，做出反应。
而这样的尝试对于本已势衰的话语体系来说注定是失败的。
面对这样的状况，人们更多地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将问题直接暴露出来的这一表层的契机。
无论如何，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组成部分的古代文论即使无力回应社会巨变中迫切的文学与思想问题，也不可能遭到被全盘遗弃的待遇，它毕竟在几个世纪以来漫长的社会演进过程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并且毋庸置疑地成了反思传统、重塑民族精神特性的宝贵资源。
梳理清楚它在古代语境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制，及其在现代语境中话语权力旁落的原因，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楚现代以来在自身演变与冲击—反应一显一隐的双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状况下，古代文论到底具有怎样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它到底扮演了或者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对新时期以来几代学者在此领域进行的积极探索和有意义的尝试，进行必不可少的全盘的梳理，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明辨是非，看清谬误与价值之所在，也能帮助我们及时发现在这一个世纪以来的探索之路上，我们到底忽视了什么，怎么才能找出正确的方向。
因此，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外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相关文本的研究方法、转变历程及其相互影响做详细的梳理。
这并不是说本书从一开始就假设了这一变化发展一定是单一的、线性的，甚至是有规律可循的，而是像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充分认同古代文论学科即使话语权力势衰，也依然作为传统文化话语的组成部分，与思想史、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保持着或隐或显的紧密的互动。
无论是直面社会还是以史为鉴，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对人的核心价值的终极关怀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异曲同工的，而每一个或隐或显的影响和改变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牵动着其他领域，带来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一定是与时代的大变化及学科自身固有的品质息息相关的。
在相对全面地理解时代的变迁与学科间互动这两个变量的前提下，梳理研究方法的转换，不仅可以尽可能清晰地看到学科发展的历程，也可以使我们借着对这一历程的反思，更深刻地认识到研究对象固有的品质，及其曾经、正在、将要占有的位置和产生的影响。
就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而言，正是要在新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大背景下，通过对研究方式与研究者问题意识转换历程的考察，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文本的特殊性，及其在国学与西学争锋的当代中国和文化心态日趋开放和多元的当代世界的独特价值。
跳出古代文论的学科框架，放眼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上述中国古代文论在新旧交替的年代遇到的境况，与许纪霖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描述高度重合：“现代化的变迁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冲击—反应’过程。
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绵延。
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二百年，西方的宗教和科技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就通过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开始了，而19世纪上半叶清朝帝国内部的一系列社会动向也为以后的变革提供了历史和心理的前提。
即使在1840年之后，作为历史象征的许多社会文化现象，如人口过剩，土地兼并，农民起义，地方武装割据，攘外与安内之争，文化上的激烈反传统，纲常名教的式微等等，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上绝非罕见，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只是历次皇朝更迭或权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伴随的症候而已。
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
倘若在过去，历史势必依照延续二千年的自身逻辑消解和克服这些危机，进入又一轮王朝循环。
只是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
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
[29]在这样的宏观语境中考察中国古代文论，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其作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面对着西学的话语方式所带来的冲击，同时也背负了文化机制的历史演进给其所带来的潜藏的挑战。
我们需要有效地应对冲击与挑战，只是盲目地试图用古代话语解释现代问题，肯定是不够的，只是纯粹地表达失语的焦虑也是无济于事的，只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于现代学科划分的弊病肯定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深入了解错综复杂的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状况，借助来自各学科的力量，随着学者们从各个领域对现代化进程进行的反思而剥茧抽丝地发掘古代文论在其中发挥或者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现代历史的研究中，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国文化特色产生的独特的塑造作用从来没有被忽视，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民族主义常常淹没了现代化，并使之偏离主航道”
[30]的特殊状况。
正如许纪霖所描述的：“传统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统治合法性的世袭君王。
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锁闭的国门向世界开放以后，逐渐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这就萌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而这种民族主义随着亡国灭种危机的加深也不断强化。
在现代中国的变迁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化的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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