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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语境中文论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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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回顾和探索古代文论在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不仅对文学领域，甚至对整个社会价值和风尚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与今天文论话语在引导社会观念上的边缘化地位是截然不同的。
例如，徐复观在《中国文学精神》开门第一篇谈“传统文学思想中诗的个性与社会性问题”
时对《毛诗》“大序”
进行的细致分析就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
“大序”
在开篇第一句论及诗的起源时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
在解释《诗经》中风、雅、颂不同的内容和功能时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
这看起来只是简单的对作为文学作品的《诗经》发表评论，实际却为之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的写作设定了标准，甚至通过为文学立法进一步影响了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
根据徐复观的分析，“作诗者虽系诗人之一人，但此诗人之心乃是一国之心，即是说，诗人的个性即是诗人的社会性。
诗人的个性何以能即是诗人的社会性？因为诗人是‘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
即是诗人先经历了一个把‘一国之意’‘天下之心’，内在化而形成自己的心，形成自己的个性的历程，于是诗人的心、诗人的个性，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心，不是纯主观的个性，而是经过提炼升华后的社会的心”
。
[6]这样，“大序”
虽是说诗，却对作者自身在写诗之外的个人素质和社会关怀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所以，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精神总是笼罩着整个的天下、国家，把天下、国家的悲欢忧乐凝注于诗人的心，以形成诗人的悲欢忧乐，再挟带着自己的血肉把它表达出来，于是使读者随诗人之所悲而悲，随诗人之所乐而乐，作者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通过作品而融合在一起，这从表面看，是诗人感动了读者，但实际则是诗人把无数读者所蕴蓄而无法自宣的悲欢哀乐还之于读者。”
[7]这样，通过对《诗经》的阐释，“大序”
不仅对后世的诗歌写作的内容进行了引导，同样对诗人整体的精神取向进行了设定：伟大的诗人同时也必须是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对社会状况有着深切的关怀、能够与芸芸百姓休戚与共的人。
“而诗人之所以能成为诗人，诗之所以能成为诗，乃至文艺之所以能成为文艺，必定不是看一二权贵的颜色，而‘必是言当举世之心，动合一国之意’，其根底乃在保持自己的人性，培养自己的人格，于是个性充实一分，社会性即增加一分。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总认为做人的境界与作品的境界分不开，大家应当从这种地方去了解其真实的含义。”
[8]不仅对伟大的诗人而言，对每一个进行文学写作，甚至是每一个面向公众发言的人来说，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从“大序”
的阐释和设定开始，作者做人的境界和作品的境界就是密不可分的。
这样的观念因为文学传播的普遍性而扩散到整个社会对人物成就的评判：做人的境界、社会名声与任何的专业成就都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朱熹的诗歌虽然文学性不强却备受推崇，[9]秦桧的诗歌因为对人物本身压倒性的负面评价而几乎未被保存下来，这些类似的状况在整个传统文化，乃至现代中国社会中都随处可见，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人物名望与专业成就被主观地联系起来。
与之相反，在西方社会中，巴尔扎克虽然私生活混乱，毫不避讳地追求权力、金钱和上流社会的奢腐生活，却决不影响他成为“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获得雨果慷慨激昂的评价：“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
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古代中国，甚至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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