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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一剧中，伴随着剧情发展出现热烈淳朴“薅草鼓舞”
，高亢喜庆的“上梁号子”
，颇富神秘色彩的“赶旱魃傩舞”
，老歌师唱诵的庄重肃穆的民族史诗《黑暗传》，娶亲仪式中吟唱的忧伤绵长的民歌《陪十姐妹》，粗犷有力的伐木舞、野人舞……民间的非文人文化和原始宗教仪式中的各种艺术手段交相辉映，在载歌载舞、百戏杂陈的多媒介综合中营造出一种极富民族风情的舞台气氛，充分显示出现代戏剧的巨大活力。
在综合运用舞台艺术手段方面，陶骏编剧、王晓鹰导演的《魔方》亦可谓登峰造极，这个被称为“马戏团晚会式”
的戏剧采用了情节组合式结构，在九个各自成章的片段中融合了哑剧、相声、钢琴演奏、广告文艺、时装表演、舞蹈等多种表现形式，由一位主持人将情节与内容上毫不相干的各个部分串联起来。
和高行健、陶骏等人一样，许多“探索剧”
作家都感到舞台上单一的对话表演模式过于沉闷，想方设法丰富戏剧手段，以满足当代观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
于是各种各样的舞台试验纷纷涌现：无场次戏剧、抒情散文剧、歌舞故事剧、音乐抒情剧，等等。
其实都旨在打破传统戏剧的固定范式，把戏剧从“话剧即语言艺术”
的狭窄胡同里解脱出来，发掘戏剧作为表演艺术的无限功能，恢复戏剧作为表演艺术的综合特征。
在这一阶段比较前卫的“探索剧”
还有《周郎拜帅》（王培公编剧）、《街上流行红裙子》（马中骏、贾鸿源编剧）、《挂在墙上的老B》（孙惠柱编剧）、《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马中骏、秦培春编剧）、《搭错车》（王延松编剧）、《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刘树纲编剧）、《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刘树纲编剧）、《WM》（王培公编剧）等。
这一系列“探索剧”
，在艺术形式方面打破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模式长期统治中国剧坛的单调局面，在舞台时空的自由性、演员表演的假定性、观演交流的剧场性等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但同时剧坛上也出现了一些为先锋而先锋的哗众取宠的现象，还有一些过分加大内容上的哲理性而轻视艺术形象塑造的创作倾向，难免再度造成观众新鲜感消失后对剧场的疏离，因此“探索剧”
热潮在1985年后很快走向低迷。
80年代中期以后，以独特视角阐释现实人生的剧作更受欢迎，这些剧作中，传统的写实主义创作方法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走向融合，使话剧舞台又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狗儿爷涅槃》与《桑树坪纪事》的上演轰动中国剧坛，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戏剧探索走向成熟的标志。
《狗儿爷涅槃》（刘锦云编剧，刁光覃、林兆华导演）以现代意识烛照传统，通过一个饱经忧患、痴迷土地的农民在四十多年来农村世态变迁中的遭际，揭示中国式农民独特的文化心态。
对民族心理的剖析与反思，彰显剧作在思想艺术上的深刻性。
剧作采用叙述体结构，在叙述主体狗儿爷的回忆和幻觉中展开其一生与土地的生死纠葛和心路历程。
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多元融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凸显了该剧表演与导演艺术上颇有成效的创新。
《桑树坪纪事》（朱晓平编剧，徐晓钟导演）以史诗性的眼光透视60年代西部农民的生存状况，也是一部现实主义戏剧，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戏剧。
它在表现形式和舞台艺术处理上，汲取新时期以来戏剧艺术探索的各种成功经验，融汇多种舞台手段，如运用歌队、舞队的叙述手段制造间离效果。
运用富有象征意味的民间仪式，传达出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深邃的历史反思，使舞台演出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戏剧效果。
这两部剧作都在写实与写意、现实与超现实、表现与再现的结合中，昭示出探索戏剧的巨大潜力。
此外还有《黑骏马》（罗剑川编剧）、《寻找男子汉》（沙叶新编剧）、《荒原与人》（又名《洒满月光的荒原》，李龙云编剧）、《中国梦》（孙惠柱、费春放编剧）、《商鞅》（姚远编剧）等一批优秀剧作，这些剧作既追求丰富的思想内涵，又在演剧形式创新方面兼收并蓄——既继承现实主义戏剧美学传统，又借鉴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实现了内容与形式探索的整体跨越，体现了当代探索戏剧的新流向。
新时期戏剧探索不仅在话剧领域展开，戏曲界亦在探索风潮的涌动中展开了“内容上熔铸剧作家的现代意识和主体意识，形式上则寻求‘剧’的彻底解放”
[29]的艺术探索与实践。
出现了川剧《潘金莲》（魏明伦编剧）、《田姐与庄周》（徐棻、胡成德编剧），京剧《洪荒大裂变》（习志淦编剧）、《曹操与杨修》（陈亚先编剧）、《膏药章》（余笑予等编剧），湘剧《山鬼》（盛和煜编剧），莆仙戏《新亭泪》（郑怀兴编剧）、《秋风辞》（郑怀兴编剧），淮剧《金龙与蜉蝣》（罗怀臻编剧）等一批带有探索性色彩的作品。
新时期戏曲领域探索的成就突出表现在剧本文学层面，这得益于一批锐意创新的戏曲剧作家，他们在创作上力求突破传统戏曲主题范式和思维方式的束缚，在文化观照、哲理思辨层面实现了对传统戏曲文本平面化、单向度格局的超越。
总体来看，80年代探索戏剧家们通过纷呈嬗递的舞台试验，在戏剧观念和形态上对传统话剧进行了彻底的反叛和解构；对戏剧叙述性特征的重新挖掘，对戏剧表现手段的种种探索，催生了戏剧新的富有活力的叙事方式，使戏剧获得了艺术表达上的更大的自由。
这些无疑对中国当代戏剧改革具有积极的影响。
在探索精神感召下，当代戏剧样式呈现出一种多媒介总体融合的趋势，舞台面貌日新月异；相应地，表导演的艺术创造在当代戏剧实践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以舞台性思维进行创作越来越成为当代剧作家写作的一种趋势，因而剧本文学形态也在舞台形式革新的牵动下发生了深刻变革。
90年代先锋戏剧继续在形式实验之路上开拓创新，努力将舞台综合推上一个更新的境界；然而先锋戏剧实验在形式技巧领域下的功夫远远大于剧本内涵的开掘，使当代戏剧出现了“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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