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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的诗歌还透射出一种对传统与历史的强烈怀疑精神：“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以批判的姿态观照历史是朦胧诗人普遍的自觉追求。
而舒婷的《致橡树》则努力彰显自我的个性：“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这种强调精神的独立性及张扬自我个性，是朦胧诗人精神探索的重要向度。
在“朦胧诗”
的经典指认中，《今天》杂志所刊发的许多诗歌都进入经典系列，它是“朦胧诗”
成长的一个重要园地。
1979—1980年，随着国家级刊物《诗刊》和地方刊物《星星》等陆续刊载“朦胧诗”
，“朦胧诗”
诗潮逐步生成，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由于“朦胧诗”
在抒情姿态、精神向度和艺术形式上的革新，给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理念造成了巨大冲击，由此引发了较为持久的论争。
“朦胧诗”
的反对者主要以老诗人公刘、艾青、臧克家为代表，他们认为，“朦胧诗”
“以‘我’为创作中心”
[2]，是“诗歌创作的不正之风”
和“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3]，应加以引导，避免“走上危险的道路”
[4]。
另外，诗评家丁力则把“朦胧诗”
称为“古怪诗”
，它是“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脱离现实、脱离时代、脱离人民”
。
[5]这些观点受到一些积极支持“朦胧诗”
探索的诗评家的批评，其中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三篇被称为“三崛起”
的文章最具代表性。
谢冕主张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不要‘急于采取行动’”
，要吸取“太多粗暴干涉的教训”
；孙绍振则认为“朦胧诗”
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朦胧诗人坚守的是“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之外的丰功伟绩”
。
虽然在1983年前后这些支持“朦胧诗”
的观点受到相当严厉的批判，但“朦胧诗”
在当代诗坛中的重要位置始终没有被撼动，反而进一步使人们认识和探究它在思想和艺术探索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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