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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
以“看西方”
为主导的启蒙思潮中，中国人传统的“天朝中心”
观念强烈地摇撼。
一贯封闭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和自大昏庸的统治者，不得不“睁眼看世界”
，在屡屡失败中不得不承认中华文明之外更为强大进步的“西方文明”
。
较早的认真比较中西文化优劣、以期“借法图强”
的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口号，这在当时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同。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以夏变夷”
的，而魏源则倡言“以夷变夏”
，这说明了历史的进步，也预示着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集官吏、商贾、知识分子为一身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其所著《易言》一书中，更是直接强调要“悉行之西法，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以图治者”
。
这些观点在他后来的著作《盛世危言》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他甚至提议政府应立即在政体与国体上直接效仿西方。
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的观念转变一直体现在积极筹办洋务的具体行动之中。
我们看到，到了“洋务运动”
阶段，“向西方学习”
已不再只是言论倡导、舆论宣传，而是付诸于“图强”
的实际行动。
“中体西用”
这一观念，经过张之洞在其所著的《劝学篇》一书中的系统而完整的论述，在当时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虽然洋务派对全面引入西方意识形态保持着一贯拒绝的态度，但他们以当朝重臣身份大办洋务，已足以说明启蒙与变法的势在必行。
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物质层面”
的改革，洋务运动期间达到**；二是“制度层面”
的革新，“戊戌变法”
是这一层面改革的直接体现。
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将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仅有“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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