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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认为，三代以上，经术施于治道，孔子删《诗》《书》，赞《易》象，定《礼》《乐》，修《春秋》，遂使唐虞三代之治道，悉具于《六经》之策。
秦汉以后，治道隐于经术，虽有董仲舒、倪宽、刘向等少数儒士能即经术求治道，然不能通治道之大体，故行事亦未能尽善。
隋唐科举，明经、宏词分科取士，治道别于经术，章句之徒遂与案牍之吏如冰炭之不侔。
惟有“圣朝兴崇文治，取士以德行为首，较艺则以经史、时务兼之，将欲求治道于经术。
其中选者，俱授州县之官，使朝廷之行皆合六经，而牧民之职多出儒士，甚盛举也”
。
[43]汪氏从经学与科举发展的视角，总结经术与治道密不可分的关系，最后归结到元朝的科举程式，可谓切中策题设问的关键。
至于吏治八计，出自唐代名臣陆贽。
唐德宗初立，遣使巡行天下，陆贽请以“八计听吏治”
，即就户口丰耗、垦田盈缩、赋役薄厚、案籍繁简、囚系盈虚、奸盗有无、选举众寡、学校兴废八项，考核地方官员政绩。
[44]汪克宽认为：“八计之策虽不尽出于经史，而圣贤之大意不越是矣。
经术而施之治道，不过如此而已矣。”
故对策逐条辨析古代户口、垦田等八计的情况，着重说明其在今朝的设施之要：“今求户口之增，不必待十年而生聚也，但轻其徭税，俾安其业，家给人足，无流离转徙之患，则户口丰而抚字称矣。”
“今田不可复井也，欲求垦田之多，不必如李悝尽地力，但核劝农之实，加优恤之方，罢妨农之务，则垦田广而本末辨矣”
等等。
[45]以八计考吏治，是对地方官员的全面考察，实际已突破官吏贪廉的狭隘命题，而涉及朝廷的铨选制度。
因此，汪氏将八计与元朝考课官吏的五事相比较：
国朝之典，凡州县之官，以五事为殿最，给由、铨注则验之，即所谓稽抚字，稽本末，稽廉冒，稽听断，稽禁御者也。
他如学校、选举之事，则令风宪之司以纠察之。
盖如陆宣公之八计，自有吻合焉者，而古人三考黜陟，不外是矣。
然愚窃谓：兴崇学校，选举人材，非细务也。
宣公所以先户口、垦田，而终之以二事者，所以庶而富、富而教之意也。
然学校不修则民不知义，人材不举则吏不称职，二者为政之所当重也。
今国家之法，长吏给由而不述其事，吏部铨注而不考其绩，虽曰风宪纠察，而或失其详，得非善政之小疵欤？五事之备，往往未观其成效，得非州县之官未尽出于科举，而政治不本于经术之故欤？抑朝廷千里之远，给由或得以诈伪，恐考绩者犹有未尽其实欤？执事先生欲求设施之要，则愚已粗陈于前，欲其八计之成效，则在考绩之核实而已矣。
学校、选举二计，关系教化的兴衰与官吏的素质，是为政的当务之急。
吏治八计始以户口、垦田，终以选举、学校，实际蕴含着孔子既庶而富、既富而教的治国之道。
至元八年（1271），元朝“诏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五事”
考核地方守令，[46]而不包括选举、学校二项，虽有御史台、廉访司等风纪官员负责纠察，铨选制度仍付诸阙如。
而五事之核察，又不见实效，究其根由，则在地方官多不出于科举，以致政治不本于经术，以及官吏考核失实所致。
对策于此，已经触及到元代选举制度的根本，即官员选任多出于宿卫与吏员，而非科举之士的弊端。
相同见解，又见于黄溍、吴师道的策问。
黄溍质疑：“唐之循资”
，“迄今以为定格，其果皆无弊乎？”
[47]吴师道更尖锐指出：“国家幅员既广，职官亦众，铨衡进叙，专以年劳，由是选法多壅，简拔未精，清浊混淆，贤愚同贯，积久成弊，有识患之。”
[48]有鉴于此，汪氏对策特标举学校和选举二项，以求解决之道：“今学校不必复兴也，但能择师儒之官，而讲习无虚日，敦养育之规，而既禀无侵渔，使所养皆在儒生，而儒生尽得其养，则学校兴而教化勤矣。”
“今选举之法不必更定也，但核荐举而革冒滥，厚敦遣而公遴选，弃其小以取其大，因其文以观其心，数年之后，人才既盛，又当增中选之额，则选举众而风化行矣。”
[49]对策提出的解决方式，是一面由崇兴儒学而培养人才，一面借扩大荐举和科选而任用儒士，逐步改变元朝的官员构成，最终澄清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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