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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国民间社会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角色变迁与启示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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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这一时期对犯罪的打击主要都是通过国家专门力量的专项行动的方式展开的，而国家专门力量打击犯罪的封闭性，使得民间社会缺乏参与其间的有效管道，进而在客观上排挤了民间社会在这一时期参与到国家反犯罪进程之中的空间。
在改革开放后至2001年间的二十多年里，一方面，当时的国家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又一次犯罪**；另一方面，出于对国家专门力量打击犯罪效能的充分信任，这一阶段中，打击犯罪的进程基本上就是国家专门力量以专项行动治理犯罪的过程。
无论是自1983年开始，直至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三次（1983年、1996年、2001年）大规模“严打”
，还是贯穿此间的，针对具体犯罪类型的若干专项打击行动（如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和卖**嫖娼犯罪的专项行动，打击“六害犯罪”
的专项行动，打击车匪路霸的专项行动，打击制作、贩卖、传播**、反动出版物和非法出版物犯罪专项行动，打击增值税发票犯罪专项行动等），都是由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的。
可见，当主要依靠带有高度封闭性的国家专门力量的专项行动来推动犯罪治理时，无疑会挤压民间社会参与打击犯罪的空间，这成为民间社会在这一时期疏离于刑事政策体系之外的又一原因。
最后，这一时期在打击犯罪的国家专业力量的受重视度不断提升之后，其自身建设力度不断增强，逐渐在公众中形成了专门机构打击犯罪的“全能化”
形象，从而无形中淡化了民众对打击犯罪的参与意识。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里，由于地位及效能受到国家高层的高度重视，以公安机关为主的国家反犯罪专门力量的建设得以加强。
随着“科技强警”
口号的提出，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物质技术装备不断更新（国内一些城市公安局甚至配备直升机以增强处置突发犯罪的反应、打击能力[25]）；同时，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各种新型机制（如“110”
报警服务台、网上追逃、各警种联动）也不断产生和施行，这些机制在不断提高警方反犯罪能力的同时，也在无形中使社会公众逐渐形成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全能化的形象。
与此同时，民众也相应地对公安机关打击犯罪产生了职责“专属化”
的认识，即对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认识由“责无旁贷”
演变为“非其莫属”
。
[26]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民众对国家打击犯罪专业力量的依赖性不断增强，而民众参与到打击犯罪进程之中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势必不断降低。
三、民间社会的再度唤起期：2001年至今
在经过二十多年的相对沉寂之后，随着抗制犯罪这一进程的不断推进，并伴随着对打击犯罪认识的不断深化，也加之民间社会自身的演进，进入21世纪后，民间社会又逐渐在犯罪抗制进程之中再度振作，在刑事政策体系中也重新发挥起作用。
对这一迄今为止都还正在进行着的时期，我们不妨称其为民间社会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再度唤起期。
（一）本阶段民间社会重返反犯罪进程之反映
首先，国家高层再度重视起民间社会在抗制犯罪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效能。
通过1970年代末期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打击犯罪主要依靠官方（国家）力量进行而其绩效又不尽如人意的事实，国家高层开始重新审视刑事政策体系中的各犯罪抗制主体，对民间社会在犯罪治理中的作用予以了再度关注。
早在1991年国家高层就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并在同年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法律文件的形式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该决定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治安问题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必须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
，这表明当时的国家高层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了民间社会在抗制犯罪中的积极作用。
2001年4月2日至3日，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是新世纪初中央召开的又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会议分析了当前社会治安形势，对进一步加强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作出了部署。
会上，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了群众在犯罪抗制中的巨大作用，指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不把群众发动起来，仅仅依靠专门机关的力量，要搞好社会治安是很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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