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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中国死刑政策的流变及其应然表达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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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纷纷反思“严打”
。
许多人开始总结“严打”
存在的问题，普遍认为，“严打”
斗争具有片面性、突击式、行政化、运动化等特点，不是社会治理的常态，容易违法违宪，也未能实现长效目标。
原云南省公安厅厅长江普生撰文对严打整治斗争进行回顾与总结：“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即发案、破案、抓人；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
[51]简言之，陷入了“打不胜打，破不胜破”
的怪圈。
从图4-5、4-6可知，从1992年第二次全国性“严打”
以来近20年的时间里，刑事案件立案数如同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自1992年158万件增至2009年近558万件，增加了约3倍。
其中2002和2003年立案数少许下降，但2004年仍然转为上升。
呈鲜明对比的是，公安机关破案率却连年下降，从最高的79.9%（1995和1996年）已经滑跌至最低的43.86%（2009年）。
早在18世纪60年代“刑法学之父”
贝卡里亚已经旗帜鲜明地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
如此低的破案率（这里显然尚未包括已经发生了却未立案的犯罪，称为“犯罪黑数”
）意味着许多的犯罪受不到惩治或者至少是不会遭到及时的惩治，那么仅仅靠对已发现的少数犯罪嫌疑人进行“杀鸡儆猴”
似的惩罚，是不能指望治安形势根本好转的。
本书还认为，我国的“严打”
与西方“轻轻重重”
两极化政策中的“重重”
一极不同，“严打”
活动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军事性（战役性）和非常规性，虽然强调“从重从快”
必须以“依法”
为前提，但是其因政治主导而对形势需要的过分关注，必然妨害司法独立，重刑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也随之膨胀。
“严打”
无论有效无效，都与法治国家应有的常态治理模式距离甚远。
但是，如果不更新刑罚观念，“严打”
还是会依旧重复，既不能解决社会根本问题，而且使执法者落得“吃力不讨好”
的名声。
因为：如果“严打”
短期成效明显，自然会加重公安工作轻视日常“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以至于平时不注意预防犯罪，而寄希望于以消灭犯罪为目的的突击式、战役性、周期性行动；如果“严打”
短期成效不明显，执法者会倾向于加大“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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